三、政策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作为政策约束、规范和引导的对象，其性质和特点必然会影响到政策执行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具体来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政策目标群体的人数多少及分布领域和差异程度大小。如果目标群体人数过多，那么政策执行者需要投入的人力资源就得增多；如果目标群体的分布领域太广，那么政策执行者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就要增多；如果目标群体的差异程度很大，那么政策执行者需要考虑的特殊情况就将增多。很显然，上述这些都会对政府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意味着政策的执行难度也相应提高。比如说，在中国现今的各大城市，城管执法工作之所以会遭遇各种困境而难以做到标本兼治，正是与摊贩“你进我退”的迂回战略、城管执法人手不足、需灵活处理的特殊人群较多等有关。另一方面，在中国基层的广大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实施之所以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正是与其人口基数大、计生干部普遍偏少、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等有关。

其次，政策目标群体需要调控和管理的行为种类的多少。对执行机构来说，如果存在清晰、明确和统一的执行标准，将非常有利于它把政策迅速地应用于不同个案，因此几乎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就是“让一个尺码适合所有的人”。然而，前面所说的这种统一标准的建构只有在需要调控和管理的行为种类很少时才容易做到。如果需要调控和管理的行为种类很多，就得补充各式各样的“实施细则”，而那对执行效率来说肯定不会是好事。在这方面，美国1972年制定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尽管此项政策的出台对有效减少污水排放和保护水源有积极作用，但由于要处理和管制的污水有62000种、缺乏统一的衡量污水的标准、规则复杂且使各企业之间因规则不同而起纠纷，因此它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最后，政策目标群体行为调整的幅度大小及利益是否受损。一般来说，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容易养成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而不喜欢做太大的改变，同时他们对于会导致其利益受损的政策认同度也较低。所以，如果政策执行时需要大幅度地改变目标群体的行为方式，或者将造成其利益受损，那么遭遇阻力或抵制的可能性就较大。此时执行机构就得多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以寻求理解，或至少使其愿意接受和服从政策。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各地政府为防止病毒传播和保障大多数人的健康，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对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采取了隔离治疗措施。由于这一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被隔离者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政府部门采取了教育、说服、宣传、激励等策略，成功地得到了大多数人的配合，为最终战胜“非典”赢得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