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策规划者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规划者要想设计出科学合理、技术上可行的方案，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规划工作，注意避开各种陷阱，特别是力争做到以下几点：⁽⁶⁾

第一，不过度依赖经验，但又不一味求新。对大多数政策规划者来说，当所遇到的问题与过往某个问题相类似时，寻求之前的经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弄清政策问题，也的确常能为其找到相对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过度依赖经验有可能使我们错误地界定问题，或者因过早局限了自己的视野而错过了新的机会。事实上，新、旧问题之间不仅有相似性也有相异性，只有多运用创新思维，而非因循守旧，才能真正解决很多老办法无力解决的新问题。当然，一味求新的做法同样不可取，因为新的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新的方案会有新的风险，而且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环境中才会被认可，更何况没有继承也很难出新。

第二，在观点和灵感出现后及时将其记录下来。一名成功的政策规划者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勤奋的，这其中就包括及时记录各种蕴含灵感的思想和见解，以增强瞬间记忆并作为着手进行方案设计的基础。虽然规划者所接受的长期的专业训练很容易使其低估直觉的重要性，但是非逻辑的、发散性的思维方式确曾贡献出极有价值的政策方案，因而是科学推理的有益补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奇思妙想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把握自己和他人的跳跃性思维，做必要的摘记是极有帮助的。有时候，规划者所记录下的几个关键词就能使其回忆起曾经闪动的智慧火花，从而使设计出的方案更为完备和更有创造性。因此，要想成为合格的规划者，就得牢记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第三，不试图对问题仓促地作全面界定。在政策规划过程中，问题的界定是既关键又复杂的事情。一方面，没有对问题的完整把握就不能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于是即便能设计出各种不同的方案，也缺少可资比较的参考标准；另一方面，问题的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问题可能仍然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使问题的界定殊为不宜。既然这样，规划者就不应过于急切地试图对问题作全面地界定，因为在揭示出问题暗含的每个方面之前这一工作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为了提高规划的效率而很快下结论，宣称对问题已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对问题的错误说明就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最终造成政策规划的失败。

第四，不过早对方案产生偏好，也不随意对方案进行先期评估。所有政策规划者都可能偏爱某些类型的方案，比如倾向于市场的办法，而不是加强管制的办法；更喜欢集权式的手段，而不是分权式的手段；想要尽可能地避免一切风险，而不是为更大的收益而愿意花费必要的代价。然而，规划时的这种先入为主，常常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受限于分析工作中过早产生的偏好，就有可能排除掉或者难以考虑到那些可行的方案。基于同样的理由，随意对方案进行先期评估亦是不恰当的，因为过早排除一些方案的过程，就形成了对评估标准的控制权，从而就将无法对所有可适用的标准作全面的竞争性分析。

第五，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考虑被排除的方案。政策规划活动需要在问题界定、方案设计、方案审议和方案择优之间来回转换，这种反复的方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互不通气的问题和方案都不会得到全面的确定。虽然任何规划活动都可能为提高效率而在起初就排除某些可行性很低的方案，但是当问题所嵌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了大的改变时，它们或许在突然间变得相关起来了。一位谨慎而有经验的规划者不会放弃再度审视这些被排除方案的机会，因为历史曾经多次证明，最先被排除的方案其实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什么样的变化需要重新检视之前的筛选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对问题和方案的细致而深入的分析。

第六，正确对待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政策规划者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不必信守价值祛除原则，对他们来说致力于好的规划不仅是其工作，亦是其所负有的使命。这些规划者大多拥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且是以此为支撑而开始其职业生涯的。虽然说这类主观的东西的确不应该影响到对问题的客观分析，而人为增删数据以改变评估结论的做法更与科学共同体的要求相悖，但是运用专业学识来说服决策者走哪个方向本就是规划者要做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当规划者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政策制定者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规划者会处于伦理上的两难困境之中，于是真正的考验就出现了，而如何才能从中脱困其实也是规划者必须深思和学习的。

旧港：人口规划的危险⁽⁷⁾

在旧港，市长雇用一规划公司作为顾问，来做一项关于城市改造、住房、学校和社会服务设施方面的20年综合性规划。规划者们最初的报告预测，人口将呈一般性增长，但人种构成会出现惊人的、持续的转变，12年内各少数民族群体将会变成多数，五年内在公立学校中，黑人将占大多数。

市长对这一初步报告反应强烈。如果这些调查结果被公布发表，它们就会自我实现这一预言。所有保持学校体系完整、维护稳定的混居区，或发展一个在强大居住基础上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城市的希望都将会破灭。

规划者们被要求复查他们的资料。他们同意使用更低程度的规划——少数民族将在8年后在公立学校中占支配地位，16年后变为这个城市的多数种族。市长不满意。他告诉规划者们，或者改变这些资料，或者将其从报告中砍掉。他们拒绝了，他们感到必须尽其所能遵从对事实的解释。没有对这一事实的讨论，这一报告就不符合专业判断标准。

市长私下里猛烈抨击了他们的职业傲慢，要求他班子中的一名专职人员改写这一报告以删去那些规划，并且命令那些顾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不能发表或透露这些有关种族问题的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