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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
1.2.2.8 八、混合扫描决策模型

八、混合扫描决策模型

如前所述,理性方法和渐进方法都有其各自的利与弊。为了发挥两者的优势、克服前者的不现实性和后者的墨守成规,美国学者阿米泰·埃兹奥尼提出了将理性方法和渐进方法结合起来的第三种决策方式:混合扫描,他相信这种方法既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又在规范层面上是正确的。

混合扫描决策模型试图借鉴渐进模型而从宏观上把握政策方案的总体特征,不拘泥于次要的细节,并避免对无关备选方案的考察;同时又借助理性模型广阔的视野,牢牢抓住政策目标而不忽略有创新的政策选择,并注意对重点方案的深入考察和检验。这三种方法的比较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倘若我们要建立一个全球气象卫星观测系统,那么:(1)遵循理性主义的方法,我们将运用一部广角摄像机来尽可能地经常地观测整个天空,以便全面了解气象情况,这样做会产生过多的数据,分析代价很高,而且有可能为我们的活动能力所不及;(2)遵循渐进主义的方法,我们将运用一部能够作细微观测的摄像机来集中注意于过去我们对其气候状况比较熟悉的地方,以及一些邻近的区域,这样做会使我们忽略发生在未曾想到的地区的、本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气候现象;(3)遵循混合扫描的方法,我们将交替运用两部摄像机,一部是广角摄像机,它能大面积地扫描和覆盖整个天空,但观测不了细节;另一部摄像机则聚集于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并对其做小面积的扫描和更深入的观测。混合扫描或许注意不到某些只有用观测细微的摄像机才能发现问题的地方,但与渐进主义方法相比,它能使我们注意到陌生区域中明显出现问题的地方。(24)

从理论上讲,混合扫描决策模型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综合运用不同方法来优化政策制定的努力也应予以肯定。埃兹奥尼提出了应当如何对待信息和方案的原则:既要有全局观念又要有侧重点,他还认为决策者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理性考虑——“大体正确强似完全不对”,而不能局限于对以往决策的修修补补。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实践中理性模型和渐进模型往往难以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最先被排除在外并被认为无足轻重的方案可能事后被证明为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外,在什么条件下适用理性模型,在什么条件下适用渐进模型,这往往需要决策者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细致地分析和思考。事实上埃兹奥尼自己也承认,当前仍然非常缺乏“有关决策战略从理性主义或渐进主义转向混合扫描的这类情况的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25),而且对哪些因素阻碍或促进混合扫描方法的运用我们也知之不多。

思考题:

1.政策研究组织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中国当前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库?

3.试比较不同类型的思想库在信息来源与资料搜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独立性与客观性、研究领域和视野宽广度等方面的差异。

4.精英决策模型将维护底层民众福利的责任归之于精英,但有批评者认为精英没有经历过底层民众的生活,不会充分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你如何看?

5.有些人认为由集团来分享决策权有利于推动民主,你认为是这样吗?

6.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所倡导的满意原则能够较好地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政策制定,试举例加以说明。

7.决策者受非理性因素影响而做出的决策有时也被视为是理性的,为什么呢?

8.渐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注释】

(1)徐之先、刘挹林编著:《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9页。

(3)[美]托马斯·戴伊:《谁掌握美国——卡特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

(4)徐之先、刘挹林编著:《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5)吴天佑、傅曦编著:《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6)吴天佑、傅曦编著:《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

(7)[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6页。

(8)[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9)[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10)转引自张金马主编《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11)[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12)[美]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8页。

(1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14)[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15)参见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2~23页。

(16)[美]赫伯特·A.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17)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266页。

(18)林德金等编著:《政策研究方法论》,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19)M.D.Cohen,J.G.March &J.P.Olsen,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 Choic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17,pp.1-25,1972.

(20)江芳盛:《垃圾桶模式在教育决策分析上的应用》,《教育政策论坛》(台)第1卷第2期(1998),第25页。

(2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2)彭和平、竹立家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

(23)[美]戴维·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24)Amitai Etzioni,“Mixed Scanning:A Third Approach to Decision Mak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27(1967),p.389.

(25)Amitai Etzioni,“Mixed Scanning Revisited,”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6(1986),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