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研究组织的历史发展

1．初创期

尽管人们对于世界上第一个思想库诞生于何时莫衷一是，但大家公认，第一批现代思想库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出现于美国。这个时期伴随着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及经济大萧条的来临，军事、外交及经济成为政府最为关注的事务，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1921年的对外关系协会、192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胡佛研究所是由胡佛所创立的，全名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这很好地说明了其研究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对外关系协会则是外交方面最有权势的思想库，它在20世纪20年代帮助制定了《凯洛格和平公约》，30年代加强了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的立场，40年代又设计了《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布鲁金斯学会我们前面作了介绍，它对美国政府国内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大萧条时期它与其他思想库一道致力于研究如何使美国成功地摆脱经济危机。根据学者们的看法，思想库最早出现于美国是由于其分散的政治体制为思想库的出谋划策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而来自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支持则使思想库得以依靠雄厚的财力开展调查研究。总体来看，初创期的政策研究组织数量很有限且研究范围狭窄，它的研究方法仅限于传统的统计学方法等，也未能获得广泛的承认。

2．发展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战争而削弱，美国的综合实力则有大的提高。为了适应称霸世界的需要及进一步实现对外经济、军事扩张，美国联邦政府、基金会及私营公司都加大了对政策咨询项目的资金投入，以更好地研究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及国际形势。在这种背景下，新的一批思想库相继问世，其中包括排名全球10大超级智囊团榜首的兰德公司、被称为“冷战思想库”的外交政策研究所以及被推崇为“世界上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研究所”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等等。这个时期的思想库数量有所增加，它们建立了更为合理的组织结构，配备了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较多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它们还加强了与政府的互动，并且在出谋划策之余积极帮助统治集团进行冷战的意识形态宣传、制造和左右舆论，向各级政府输送治理和决策人员。与此同时，这些思想库也逐渐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了科技、能源、福利等方面，尽管外交、防务与经济问题仍然是它们研究的重心。

3．繁荣期

20世纪60—70年代上半期，思想库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个时期的苏联已经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而美国则在与苏联冷战的同时又受困于越战的泥潭及国内的诸多社会问题。为了走出困境，美国的统治集团越来越重视思想库的作用，这使其数量激增，而且研究领域更为宽广。根据统计，美国现有的1000多家思想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以核战争及未来学研究见长并将“设想难以置信的事”奉为座右铭的赫德森研究所，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之称并与美国国会关系密切的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等。西欧、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这段时间里都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使政府和企业也拥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扶持本国思想库的建设，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和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当然，这个时期的思想库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发展，跟计算机的运用及普及也是分不开的。技术、方法的革新不仅使政策研究者得以分析、解释和预测之前难以分析、解释和预测的问题，也确保了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准确性。

4．多元期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伴随着冷战的趋于缓和及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军事政策研究已远不如经济政策研究受重视。这个时期出现的思想库仍然主要集中在欧美各国，如1982年成立的美国卡特中心、1995年成立的德国应用政策研究中心、1998年成立的英国外交政策中心。不过有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强对某些政策领域的研究，也开始建立了少数实用型的思想库，包括韩国科技研究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等等。跨国思想库同样大多数出现在这一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1975年成立的三边委员会和1983年成立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前者对北美、西欧和日本“三边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金融、贸易、能源、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以协调它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对各自的政府施加影响”⁽⁶⁾。后者是一个独立的欧盟政策研究机构，它的研究领域涉及大欧洲计划、能源与气候变化、司法与内务、人口老龄化及欧洲的自由与安全。除此之外，有些国家还针对网络监管、艾滋病预防、非法移民等新问题的出现而设立了相应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使思想库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