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楼梦》

《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精致完美的艺术在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宁辽阳(一说河北丰润)，生于江苏南京。先世为汉人，但很早加入旗籍，为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奴仆)。曾祖曹玺任财赋要职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幼年的保姆。祖父曹寅是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是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主持刊印《全唐诗》，有《楝亭诗钞》、《佩文韵府》。其子曹颙和侄儿曹(曹雪芹之父)先后继任江宁织造，曹家三代世袭此职达六十余年。康熙帝六次南巡，五次以曹家主管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可见曹家的受信任程度和富贵显赫。百年望族和诗礼之家的背景，对曹雪芹的创作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曹家的衰落缘于皇权的更替。雍正五年(1727)，曹因“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抄没家产，曹家急遽败落，迁回北京，这时曹雪芹大约十二、三岁。乾隆初年，又发生一次详情不明的变故，曹家彻底败落，子弟沦落到社会底层。

曹雪芹的情况现在了解得很少。裕瑞《枣窗闲笔》称“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敦诚《寄怀曹雪芹》称赞他“诗笔有奇气”;敦敏《题芹圃画石》叹赏其画技和骨气:“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他曾在北京“官学”就读，在“右翼宗学”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役，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靠卖画维持生活。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贫困生活，在穷困潦倒中写成《红楼梦》，但爱子夭折，感伤成疾，留下前八十回定稿和后四十回的一些残稿(有人认为基本完成，但迷失不传)就去世了。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还有《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别称。起初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大都附有脂砚斋评语，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脂评本”。主要有甲戌本(乾隆十九年抄本，十六回)、己卯本(乾隆二十四年抄本，四十三回及两个半回)、庚辰本(乾隆二十五年抄本，七十八回)。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首次以活字排印，出版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称程甲本。次年修改再版，是为程乙本。脂本、程本系统的最大区别是:脂本只有前八十回，程本共一百二十回。

一般认为，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高鹗(1738?—1815?)，字兰墅，辽宁铁岭人。隶汉军镶黄旗，乾隆六十年(1795)中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有《兰墅文存》、《兰墅十艺》、《簏存草》等。后四十回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矛盾冲突、悲剧气氛、人物命运基本与前八十回保持一致，但人物性格变化较大，艺术描写也较逊色。

《红楼梦》以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全面展现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揭示显赫的贵族家庭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败的历史命运，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感悟，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宝玉和黛玉是具有叛逆思想的新人形象，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不满家族所规定和期望的人生道路，无视森严的礼教规范和等级制度，具有初步的男女平等观念和个性自由的意识。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心灵相通、共同叛逆的思想基础上，而爱情的发展和成熟，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在叛逆之路上愈走愈远。这对那个濒于衰败的家庭构成了威胁，他们的爱情注定会毁灭。作者令人信服地写出了这个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高鹗也大体不误地完成了这个悲剧结局。宝钗成为宝玉的妻子，这不仅因为薛家与贾家门当户对，更由于她满脑子封建正统思想，可以承担起让宝玉浪子回头、走上仕途经济之正道、中兴贵族之家的的责任。但宝玉并不认同宝钗，思想上的无法沟通注定了这位封建淑女的婚姻悲剧，她成为行将灭亡的封建家族和制度的殉葬品。可见，《红楼梦》描写的爱情故事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结合和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宝玉和黛玉爱情的被毁灭、宝玉和宝钗婚姻的最终失败，与整个封建家族盛衰兴亡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借此表现了带有民主色彩的朦胧理想与封建制度的尖锐对立，揭示了悲剧不可避免的诸多因素，显示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曹雪芹不仅描绘了一个动人心弦爱情婚姻悲剧，还写出了贵族家庭的的腐朽没落和必然走向衰败的原因。首先，揭露贾府凭借钱财和权势，勾结官府，打压无辜之人，掠夺不义之财。如第四回写薛蟠因霸占丫头打死了人，凭借贾府关系而入仕的贾雨村审案，得知凶手为贾府亲戚，“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让凶手逍遥法外;第十五回写王熙凤为贪图三千两银子，接受水月庵尼姑静虚替张家的说情，以贾琏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节度使云光，逼得大财主的女儿张金哥和长安守备的公子双双自杀，以致王熙凤宣称:“凭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这类触目惊心的事件，在贾府里司空见惯。其次，揭露贵族阶级穷奢极欲、荒淫腐化的生活。如第十六至十八回描写为皇妃贾元春归省而兴建的大观园，亭台楼阁、山水花草、装饰陈设无不极尽奢华，连贾元春都再三感叹:“太奢华过费了!”还有一张药方需上千两银子配成、一份“茄鲞”要十来只鸡作配料、一顿普通的螃蟹宴够庄稼人吃一年……豪华奢靡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屡见不鲜的堕落淫乱行为，也加快了家族灭亡的步伐。如贾珍与媳妇秦可卿乱伦、儿孙满堂的贾赦要强娶丫环鸳鸯、贾蓉协助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琏偷娶尤二姐等，把封建伦理道德庄严的外表撕得一干二净。再次，展现贵族家庭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将之视为封建家庭走向衰败的典型特征。正如探春所说: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七十三回)

如第二十五回写贾环忌恨宝玉，故意把一盏正在燃烧的蜡灯推倒在宝玉脸上;赵姨娘利用马道婆的“魇魔法”，让宝玉、王熙凤如中邪般病倒。第七十四回写抄检大观园，一个“绣春囊”引起邢、王夫人剑拨弩张的争斗，结果两败俱伤。最后，表现被压迫者不屈的抗争。如第四十六回写鸳鸯抗婚，突出她不贪慕做姨娘的体面富贵，不畏惧贾赦“难出我的手心”的威胁，以死维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还有金钏儿、晴雯、司棋、尤三姐的刚烈反抗及其悲惨结局，既表现了她们的反抗行为，也控诉了统治阶级的血腥罪行。

作为全面批判封建制度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也表现出一些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全书充满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悲观情绪和虚无伤感的贵族情调，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小说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四百余个，不论角色的主次，哪怕是很少出场的人物，如书僮茗烟、乳母李嬷嬷、丫环金钏儿和彩霞等，都写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

宝玉是作者热情讴歌并寄予理想的人物。作为宁、荣二公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的苗子，他尊崇孔孟，认同君权，敬畏亲权。他鄙视功名富贵，讨厌仕途经济，背弃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内闱中厮混”，不爱读“四书”之外的理学典籍、八股时文，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想为官作宦以尽辅国安民之责，甚至不愿与贾雨村那类官吏交往，而乐于结交与他有相同思想气质的下层人士，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他无视封建的伦常秩序，具有朴素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思想，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一反传统的“男尊女卑”，将女儿当作心中的神灵。这在晴雯撕扇、平儿理妆、香菱解裙、藕官祭菂、龄官画蔷、祭金钏、悼晴雯、惜岫烟、伤迎春，以及呵护与关切芳官、春燕、五儿、万儿甚至二丫头、红衣女、抽柴女、画轴女等难以尽数的场景中得到表现。他不满“金玉良缘”，只求“木石前盟”，与林黛玉建立了极天然、纯粹的爱情关系，表现出全新的爱情观念和恋爱方式。他还向往在一种极其清幽僻静、绝对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逍遥、本色地活着，当生活理想可望而不可及时，就祈望在众多姐妹丫鬟呵护中了无痕迹地死去，并永不托生为人，显示出对生命质量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

黛玉是贵族女性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她出身于世袭列侯的钟鼎、书香之家，是贾母的外孙女，与宝玉是姑表兄妹关系。因母亲早故暂居贾府，父亲病故后，以孤女身份长期寄居外祖母家。她深感孤独，常有寄人篱下的隐痛，养成了多愁善感、敏感多疑、孤高自傲的特异性格。她胸无城府，爱恨分明，言行举止均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不如意时，宁可自己伤心、哭泣，也绝不向人求情讨好。为提防别人的歧视和轻蔑，常常出语尖刻，给人“小性儿”、“刻薄”的印象。在人际关系冷漠的贾府，她对所处的环境非常失望，对自身命运相当悲观。她聪慧伶俐，视宝玉为知己，由一见如故、两小无猜，发展到志同道合的纯真爱情。她爱读《西厢记》一类的杂书，从不劝宝玉投身举业，说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对时时受到严厉管束的宝玉极为同情。她蔑视权势，渴望自由，执著于充满真意和诗情的生活。她把全部热情和憧憬都寄托在与宝玉的爱情中，即使预感到爱情有始无终，仍一往情深。当爱情理想破灭时，她“焚稿断痴情”，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宝钗是封建淑女的典型形象。她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之家，是王家的外甥女，贾家的姨侄女，与宝玉是两姨姐弟。在父亲早死、不成器的哥哥薛蟠不能继承家业的情况下，她进京待选公主、郡主侍读而寄住贾府。她温婉内敛，圆融乖巧，善于处世，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不仅博得贾府长辈们的交口赞誉，也赢得下人之心，甚至连赵姨娘、贾环那样惹人讨厌的人，也细针密线地协调好关系。她博古通今，上至国典朝章，下到雕虫小技，几乎无不精通，在大观园中只有黛玉可与之比肩。她虔诚信奉、坚决恪守封建道德观念:虽“艳冠群芳”，但日常生活异常简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扼杀或压抑自身的爱好和情趣，努力使自己趋向冷情寡欲;对整日在女儿群中厮混的宝玉，她屡屡劝其锐意科举，留心仕途，立身扬名;她正值豆蔻年华，对宝玉产生了爱慕之情，却刻意掩藏、压抑。她最终如愿以偿地与宝玉成婚，但精神上的鸿沟决定了他们不能心灵相通，也就没有幸福可言。随着宝玉出家，她悲哀地固守着没有爱情、没有丈夫的婚姻。

《红楼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如表面温情实则冷酷的贾母、王夫人，拼命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贾政、袭人，荒淫腐化、毁堕伦常的贾赦、家珍、贾琏、贾蓉、薛蟠，疯狂追求钱财和权势、阴险残忍的王熙凤，在封建道德规范下生活如槁木死灰的李纨，勇敢反抗、刚烈不屈的鸳鸯、晴雯、司棋、尤三姐，以及刘姥姥、平儿、柳湘莲、贾雨村、探春、迎春、妙玉、紫鹃、香菱等，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

作者善于通过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第二十三回写黛玉正要葬花，看见宝玉拿着书，宝玉谎称“不过是《中庸》、《大学》”，但她一眼就看穿了宝玉的“鬼话”，于是两人同读《西厢记》。这个细节暗示黛玉不仅机警敏锐，而且对宝玉的人生意趣极为了解，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长期相互了解基础上的知己之爱。作者又善于避免人物性格的类型化，突出人物个性。如鸳鸯和袭人同为得宠的贴身丫头，一个极度蔑视荣华富贵，拼死维护人格和尊严，一个满脑子封建思想，为有朝一日可以升位而努力;迎春和探春同为庶出，一个善良懦弱，一个泼辣好强;尤二姐、尤三姐两姐妹，一个软弱可欺，一个刚烈不阿。作者还善于通过语言和行动对人物进行多侧面的描写，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晴雯的嫂子灯姑娘看到宝玉来探问晴雯，先是不顾宝玉的难堪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接着对宝玉说了一段感人的话，其轻佻而又正直的个性跃然纸上。又如写王熙凤时，协理宁国府时，杀伐果断;毒设相思局时，阴险凶狠;弄权铁槛寺时，贪赃枉法;计赚尤二姐时，口蜜腹剑;效戏彩斑衣时，善于逢迎，展现了人物的多面性。

《红楼梦》的结构宏大而精致。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纠葛是中心情节，叛逆者和正统思想维护者的矛盾是主要线索，贾府的极盛而衰是故事背景。作者由大观园写贾家，由宁、荣二府写薛、史、王家，由“四大家族”写皇宫、市井、乡野等广阔的社会现实，还有一个不断暗示着“红楼梦”宿命的隐隐绰绰的虚幻世界。他把众多活跃的人物、变化多端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广阔纷繁的生活等细针密线地组织起来，浑然天成地构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

它的叙事格局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不同，外松内紧，于细枝末节见冲突。不追求外在的、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效果，而是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描写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写出更为复杂的人性，更为深沉的体验，更为内在的人生经验。

它将写实与诗意融合在一起。第一回云:“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作者表现的生活看上去像生活本身一样朴实自然、丰富复杂，其实又都经过精心提炼和加工。书中也有作为哲理意蕴的象征而存在的荒诞神异的成分，以及对人物内在的诗意或韵味的渲染。前者如“无法问其究竟”的太虚幻境、贾宝玉的衔玉而生等;后者如衬托林黛玉幽香如兰气质的凤尾森森和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像槛外梅花那样孤高的妙玉等。它们和小说的写实情节彼此映照，相互融合，使作品形成了一种新的格调:既继承中国古典诗词、戏曲的感伤、凄丽，又包含市井文艺的泼辣、直白，使《红楼梦》成为古典小说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它的语言本色传神，妥贴自然。人物的语言多用口语，富于个性化特征，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准确传神。王熙凤的机智泼辣、林黛玉的机敏尖刻、薛宝钗的雍和平稳、贾宝玉的愚顽任性、贾母的故意作态、秦可卿柔顺平和、李纨平淡无味等，都能使读者似闻其声、如见其人。作者的叙述语言于口语中融进通俗的文言成分，简洁而略显文雅，同样生动活泼，丝丝入扣。如:

(宝玉)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宝玉只得挨门进去。……(贾政)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宝玉答应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钏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第二十三回)

用“挪”、“蹭”、“挨”、“退”、“伸伸舌”、“一溜烟”等词语来描写宝玉的一连串的动作，白描出他惧怕严厉父亲的战战兢兢的样子和心态，显示出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深湛功力。这样的神来之笔，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