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标志着我国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全椒(今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官僚地主之家，曾祖和祖父辈科第不绝，多至显达，父辈开始衰落。他自幼聪颖过人，二十岁考中秀才。三年后父亲去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被族人觊觎，在短短几年内挥霍一空，被视为败家子而受人非议。三十三岁举家迁至南京，家境虽已困窘，却依旧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甚至变卖家产，修葺先贤祠。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试，他称病推辞，从此不再应试。以后生活越发艰难，靠卖书典衣、朋友接济度日，在穷愁潦倒中去世。著述甚丰，但多失传。有《儒林外史》、《文木山房集》和《诗说》。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代表作，历经十余年的创作，大约成书于他四十九岁时。开始以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以后的刻本多以此为据。因学界对第五十六回是否出自吴敬梓原稿有分歧，故有的通行本存五十五回，将第五十六回作为附录。据其友程晋芳记载，该书为“五十卷”(《文木先生传》)，但五十回本未见。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实写清代。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兼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以科举制度为中心内容，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评判标准，歌颂高尚明洁的志向，嘲讽卑怯懦弱的灵魂，剖示扭曲变态的心灵，鞭挞卑污恶劣的品行，活画出色彩斑斓的儒林人物群像，并探求儒林的真正出路。

首先，作者通过一批腐儒形象，全面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踏上“荣身之路”的唯一台阶，热衷科举功名成为当时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第一回“楔子”中，作者借王冕之口批评由于有了科举这条荣身路径，许多读书人忽视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文行出处”。从第二回起，集中描写周进、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经历，以极其辛辣的笔调，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周进年过六十，考了几十年还是童生。生活穷困，以做塾师谋生，受尽秀才、举人的羞辱。后落到替商人记账混饭吃的地步，却念念不忘举业。来到省城，他一心要参观贡院。一到那里即悲从中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几个人说凑银子为他捐监生，他视为“重生父母”。高中后他做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原来奚落他的年轻秀才梅玖竟以他的学生自居。科举考试的中与不中有如此大的区别，难怪士子们甘于物质贫乏、精神堕落，也绝不放弃这一追求。

那些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假名士是科举制度派生出来的又一类畸形人物。他们在科场失意后好像不再迷恋举业，骨子里对功名富贵却念念不忘，钻进官僚地主的生活圈子，假托名士招摇撞骗。如屡试不中的杨执中得知娄家兄弟喜欢附庸风雅，就投其所好，赢得对方好感，成为娄府的座上客。又把一个不学无术的朋友吹捧为“高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周进、范进之流一样，这些读书人沦为骗子，是名利为上的社会环境使然。

作者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深刻性还在于，它生动表现了功名富贵的思想渗透到各阶层，形成追名逐利、虚伪欺诈的社会风气。如范进的岳丈胡屠户，当女婿困于场屋时，骂他“尖嘴猴腮”，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却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十足的市侩心理;专为人说合田地买卖的成老爹、妓女聘娘、小香蜡店的牛浦郎等人和胡屠户一样，本与读书中举没什么牵连，也满脑子功名利禄。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功名富贵观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风的颓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其次，作者通过一批劣官恶吏形象揭露黑暗政治、腐败官场，将笔触从科场延伸到官场。他们是八股取士制度培养出来的，出仕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多是土豪劣绅，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如贪财如命的王惠就是典型的赃官酷吏:他“须发皓白”才考中进士，就任南昌知府。一到任上，首先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也略有什么通融?”隔三差五地查验差役和百姓是否交清亏欠，稍不顺意，便要动刑，府衙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又如高要县的知县汤奉在政府禁宰耕牛时，竟将给他献牛肉以求宽待的回民活活枷死。为了个人名利，不惜草菅人命。在作者笔下，官场上除少数几个正直的人以外，大都是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作威作福的官吏，从朝廷到地方，整个官僚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了。地方上的乡绅土豪也是如此。如严贡生强圈了王二的猪，还打折其兄的腿;以云片糕冒充贵重药品，坐船不给船钱，还大骂船家;没有借钱给农民黄梦统，却强要他付利钱;弟弟严监生刚死，就强占弟媳和侄子的房产。巧取豪夺，令人发指。又如举人出身的张静斋退职回乡后成了南海县的恶棍，为谋夺一个和尚的田产，竟买通一伙流氓地痞，诬陷和尚同妇女通奸，捆到衙门问罪。作者就是这样，把科场批判与政治批判、官场批判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揭示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毁，提高了全书的思想价值。

再次，作者通过肯定和歌颂正面人物，寄托社会理想。书中的正面人物有两类:一类是儒林中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鄙弃功名富贵，不热衷科考，不愿入仕;自由独立，狂放不羁，不为封建礼教所束缚，坚持正统的儒家思想。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是这类人的代表。杜少卿本是书香子弟，早年考取过秀才，落拓不羁，遭到冷遇和白眼。后从科举迷梦中醒来，鄙薄功名，鄙视权贵，不与世俗沉浮。作者有意塑造一批“真儒”形象来寄托他改造现实社会、挽救世道人心的希望。如第三十七回以铺张的笔墨描写祭祀泰伯祠的场面，就是为了以“古礼古乐”一助政教。但这只是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空想，这些“真儒”们的言行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高雅可贵，但也有迂腐可笑之嫌。这表明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虽然冷峻而深刻，但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颇感茫然。

另一类是市井小民形象。他们淳朴善良，富于才华，不受功名富贵羁绊，不受礼法名教束缚，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安贫乐道，文采风流。鲍文卿、沈琼枝、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等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都是下层市民，精于琴棋书画，却不把这些本领当作猎取功名的手段。如四个市井奇人之一的荆元是个裁缝，善于弹琴写字，却将之作为工作之余的闲情逸趣，追求成为所谓的“雅人”。作者着意刻画这些人物，为的是让他们与那些腐儒作对比，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人人各有性情，各司其职，不分贵贱，无论雅俗，舍弃名利，相敬相助。

尽管这些正面形象在真实性、生动性和立体感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们身上所寄寓的思想倾向，毕竟是对污浊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拨。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把讽刺艺术推向新的高峰。鲁迅说:

《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7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8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它的讽刺艺术立足于生活真实，建立在对世态人情的道德评判上。作者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种种丑态，在讲述故事和描画人物时，融会着对不平世道的激愤和对不幸文人的同情。为引起世人对作恶者和无耻之徒的警惕和痛恨，作者对那些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贪官劣绅和士林小人予以尖刻的讽刺。如原本忠厚朴实的匡超人进入科场后，蜕变成吹牛骗人、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文痞，停妻再娶，诽谤恩人，丧尽廉耻。而为使心地不坏但蒙受名利、名节观念毒害的腐儒自我反省，作者对不幸者和糊涂者则予以善意的嘲笑。如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要为病故的丈夫殉节，他不但不反对，还“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可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子，“他又想起女儿，那热泪直滚出来”。

作者把合理的夸张和客观的描述结合起来，使讽刺的深意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在蕴藉中见出锋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如鲁迅所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如正在居丧的范进被汤知县请去吃饭，坚决不用银镶的杯箸，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元虾子送在嘴里”，前后比较，反差强烈;富有而悭吝的严监生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赵氏挑掉灯盏里两茎灯草中的一茎后，他“顿时就没了气”，借夸张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爱财如命的本性。

此外，《儒林外史》结构独特，没有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和情节线索，由十多个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的短篇故事串联而成，再贯穿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构成严谨的整体;它摆脱了传奇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再现生活、表现人物;它既着意于塑造人物群像，反映一代文人的悲剧和特定阶层的精神风貌，又刻意表现个体人物的独特个性，人物性格真实、丰富，形象栩栩如生;它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很少有累赘的成分和程式化的套语，极具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