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二十岁前后考取秀才，纳捐国子监生。未出仕前娴习“礼乐”，考订乐律，博采遗闻。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返京经曲阜祭孔，充任诗礼堂讲书官，受到赏识，被破格任为国子监博士。第二年赴任，两年后到淮阳参与治理黄河海口，工程无成，目睹了百姓受灾的痛苦。回京后任户部主事等职，不久被罢官，归乡隐居，景况凄凉。有诗文集《湖海集》、《岸堂稿》、《石门集》、《长留集》等，传奇《桃花扇》、《小忽雷》(与顾彩合撰)。

《桃花扇》经过十多年的经营，“三易其稿而书成”(《桃花扇本末》)，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问世，轰动一时，广为传抄。

《桃花扇》是历史剧，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展现动乱的社会现实，表现对明代三百年基业一旦瓦解的原因思索。孔尚任对此剧的创作意图有明确的表述:

《桃花扇》一剧，皆南明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

通过爱情故事的描写，总结历史教训，挽救时弊，抒发感慨。

作者着重展现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身处国难深重之秋，弘光皇帝不思国事，无心朝政，忙于征歌选舞，声色犬马。如第二十五出写弘光皇帝恐《燕子笺》的演员未选定会错过元宵灯节，“蹙愁眉慵游倦耍”。皇帝如此荒淫，朝中奸臣也为所欲为，不思国事。当李自成进攻北京、清军乘机入关时，凤阳总督马士英勾结阉党余孽阮大铖，迎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弘光王朝，从而窃居要位，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当清兵南下、国势危亡时，他们或逃之夭夭，或屈膝投降。统治集团内部也是分崩离析，危机重重，尤其是军队内讧、军阀内战，将派系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导致弘光王朝转瞬间土崩瓦解。如守御江北的四镇中，黄得功、刘良佐、刘泽青为争夺扬州地盘，与高杰展开激烈冲突，致使黄河、淮海一带兵势空虚;镇守上游的左良玉因内部矛盾领兵东下，擅自离开军事重镇武昌，使中原失去防御;马士英调动黄、刘三镇阻截对抗左良玉，江北淮扬，千里空营。于是清兵乘虚而入，直捣南京。

《桃花扇》更值得重视的是塑造了一批有思想、有气节、富于爱国情感的人物形象。他们不论是否身份卑微，都心系家国，为正义事业竭力奔忙，甚至敢于挺身而出，与倒行逆施的当权者正面交锋，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

李香君是古典戏曲中罕见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她美丽聪慧，爱憎分明，节操坚贞，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敢于反抗黑暗势力。作者把她放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刻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与以往的女性形象相比，意义非同一般。较之《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争取美满婚姻而进行抗争，李香君具有更为主动的政治斗争性。她欣赏侯方域，含有对复社文人的倾慕成分，他们的结合建立在对魏忠贤阉党的共同憎恨上。所以，其形象的突出特点不仅是对待爱情的忠贞不二，而且有政治上鲜明的爱憎情怀。如《却奁》一出突出表现了她的政治敏感性和刚直性格:她敏锐地感觉到杨友龙送来的妆奁不同寻常，得知是阮大铖拉拢侯方域的圈套后，对侯方域的软弱动摇加以责备: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说得义正词严。她还毅然拔簪脱衣，抛却妆奁:“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大义凛然，人格光彩照人。《守楼》一出，写她在侯方域面临被捕的严峻时刻，力劝其投奔史可法，自己从此“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喉唇”，自守节操。《拒媒》一出，阮大铖让她嫁给新贵田仰作妾，她不受利诱，不怕威逼，坚定地表示:“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继而顽强反抗，不惜血溅诗扇，自毁容颜，刚烈不屈。《骂筵》一出，写她面对误国奸臣，无所畏惧，痛快淋漓地揭穿他们的假面具:“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稀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并坦白表示自己倾向于东林党人的政治态度:“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她被按倒在雪地里，依然昂扬高唱:“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以“娼女之贱”而敢于蔑视“丞相之尊”，不为个人冤苦和不幸而泄愤，只为国家民族的兴亡而生恨，眼光之高、胸襟之阔，胆量之大，在以往的戏曲、小说里都很少见。

柳敬亭、苏昆生都是民间艺人，平时浪迹江湖，靠献艺谋生。他们人品高洁、机智勇敢、热情幽默。得知左良玉准备采取对时局不利的军事行动时，柳敬亭甘冒风险，劝其以大局为重，不要轻举妄动;苏昆生为营救被捕的复社文人，历尽艰辛，奔走求援。以史可法为代表的抗清将士也是作者歌颂的对象，与那些不顾国家安危的权奸庸将形成鲜明的对照。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却一心以国事为重，在军阀内战，毫无外援之时孤军奋战，最终弹尽粮绝，沉江殉国。

侯方域是一个较复杂的人物。作为复社成员，他不失为是非分明、头脑清醒的在野政客，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反对马士英、阮大铖拥立品德败坏的福王，在受到阉党迫害时也没有妥协。作为风流文士，他多愁善感，意志不坚，一度以寻花问柳排遣科场失意的苦闷，沉迷声色时会背离操守迎合他人，面对国破家亡又以儿女私情为念。作者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较好地刻画出其性格的多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再现了当时复社文人的典型面貌。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精细的人物性格刻画和宏大严密的戏剧结构尤为突出。剧中上场人物达三十余个，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组合成完整的体系，并视主题和情节发展需要，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同一类人物的性格，互不雷同。如柳敬亭机智诙谐，善于应付;苏昆生憨厚老实，处事稳重。对同一个人物，注意写出性格的发展过程。如李香君结婚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歌妓，其言行更多地表现为厌倦卖笑生涯、争取人格独立;结婚后卷入政治斗争漩涡，表现出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特点。作者刻画人物注意从生活出发，不作简单化地处理。如杨龙友能说会画，风流自赏，常常周旋于复社文人和阉党余孽之间，四面讨好，八面玲珑。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结合，但又利用此事为阮大铖服务;他替田仰出面劝说李香君改嫁，但又在侯方域遭遇逮捕之险和李香君面临杀身之祸时伸出援手。

在结构方面，全剧围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宗旨，精心选择侯、李爱情这条可以连接较广阔社会生活的线索。侯、李爱情与政治斗争结合紧密，他们时分时合，使剧情呈现出波澜起伏之态。开始的“合”展开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之间的斗争，后来的“分”引出侯、李两条线索:“侯线”联结史可法、江北四镇和左良玉，表现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李线”联结南京城内弘光皇帝和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朝臣及秦淮水榭诸色艺人，揭露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两条线索互相穿插，有条不紊，使剧本结构严谨有致，浑然一体。作者还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作为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爱情的线索，让一把宫扇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多次出现，使之既成为侯、李坚贞爱情和高尚节操的象征，又成为马、阮之流祸国殃民的见证，体现了“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