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词

词到南宋达到发展高峰，元明两朝散曲兴起，词家寥落，整体水平不高。清代词家渐多，不仅出现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在探讨词学理论、校勘整理词集方面也有较好成绩，被人称为词的中兴期。

明末清初的词坛已呈现转变的迹象。陈子龙词在风流婉丽中寄托历史兴亡之感，有开山之功;遗民词人王夫之、屈大均等在抒发亡国的悲哀和复国的信念，使词面向现实。之后是清词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古称阳羡)人。出身名门，其父贞慧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气节著称。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加修撰《明史》。能诗，工骈文，尤以词著称。有《湖海楼词集》(又称《迦陵词》)，存词一千六百余首，在清代首屈一指。他摈弃词为小道、艳科的传统观念，把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苏轼、辛弃疾，敢拈大题目，写出大意义，反映明末清初的重大社会问题，无愧“词史”之称。词风以豪放为主，雄浑恣肆，气魄极大。如《贺新郎·纤夫词》反映清兵强征民夫为战船拉纤，给百姓造成巨大灾难:“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陈情激烈，语言率直，气魄雄伟。《醉落魄·咏鹰》、《南乡子·江南杂咏》等均有特色。但因缺乏苏、辛那样的生活基础，词作厚重蕴积的情致略显不足。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浙江秀水人。康熙年间应博学鸿儒试，为翰林院检讨。工诗词，曾纂辑唐至元代五百余家词为《词综》，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是浙西词派的代表，与陈维崧并称。有《曝书亭集》，今存词五百余首。他以姜夔、张炎为宗师，注意在字句声律上下功夫，追求醇雅雍容的词风，构思精巧，描写细密，字琢句炼，亦有沉厚不足之弊。最独具风韵的是爱情词，以《桂殿秋·思往事》为代表:

忆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裘各自寒。

把心心相印的爱情写得含而不露，情致深婉。《卖花声》(衰柳白门湾)、《洞仙歌》(澄湖淡月)等均是佳作。李良年、李符、龚翔麟、沈岸登、沈皞日等与他唱和，龚翔麟选辑《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势力笼罩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号楞迦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长子。二十一岁中进士，官至一等侍卫。有《饮水词》。他论词主情，以李煜为宗师，崇尚细腻有致的笔法。词作大多抒写离别相思和个人的哀怨愁苦，纯任性灵，少有矫饰，表现真实深切的人生感受，词境苍凉深沉，格调哀感顽艳。以悼亡词和边塞词最有名。前者如《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金缕曲》(此恨何时已)等，表现夫妻天壤相隔的痛切和与亡妻生死与共的深情，凄婉感伤，意绪绵邈。后者如《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以军旅行程的艰辛、边塞风雪的狂疟与思乡念亲的伤感营构沉郁悲凉的基调。《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忆秦娥》(山重叠)等也是此类作品的代表。

清中期，浙派经厉鹗、吴锡麟、郭麐等人传承，但难以扭转没落的命运。同时，阳羡词派也渐趋衰微，只有黄景仁、蒋士铨、洪亮吉等少数词人沾染了其余韵流风。嘉庆、道光年间，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他们力图挽救词作衰颓的趋势，把词的创作和理论推向尊崇词体、重视寄托的阶段，是清词中兴的第二个高潮。

张惠言(176l—1802)，字皋文，常州人。嘉靖四年(1799)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经学成就卓著，为古文“阳湖三家”之一。与兄弟张琦选录唐至宋代词百余首为《词选》，提供了精当的学词典范。有《茗柯文编》、《茗柯词》。他推尊词体，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含蓄，作词感情要真挚深切，文辞要深美闳约，风格要低徊幽眇，对扭转词风、指导风气有积极作用。代表作《木兰花慢》(儘飘零尽了)是以物写情的传世名作，涌动着执意坚守节操、不甘沉沦、在逆境中自强自立的飘零者的情致，物我合一，形神兼备，俊逸深沉。《水调歌头》(东风无一事)等五首也是佳作。但只以复古求改良，使其词缺少社会内容和历史精神，有时也流于晦涩。

其后，周济补充、发挥张惠言的主张。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号止庵，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淮安府教授。曾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的词作为主，编成《宋四家词选》。有《味隽斋集》。他提出“词史”的观念，认为词应抒写时代盛衰和反映现实生活，指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即不能以无所寄托的无病呻吟入词，也不能只拘泥于寄托而影响真情实感的抒发。其词写景咏物，有所寄托，被认为是“意内言外”的典范。但他与大多数常州词派的词人一样，受传统词人的束缚，挖掘不出新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