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散文

清代古文按体裁类型可分为散文和骈文，流派繁多，蔚为大观，其振兴与中兴都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遗民学者不仅以诗名世，也相当重视散文写作。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强调文章“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反对“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而内容“空无一物”的文章(黄宗羲《陈葵献偶刻诗文序》)，扭转了晚明空疏的文风，形成了质实和致用的风格。他们的散文大多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学术等问题，具有学术和思想价值，如顾炎武《生员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黄书》等。带有文学色彩的散文主要是一些人物传记，如顾炎武《吴同初行状》、《书潘吴二子事》，黄宗羲《张南垣传》、《柳敬亭传》等，写得精炼朴实，表现了真挚强烈的感情。

清初散文颇有成就的还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汪婉。他们继承唐宋古文传统，以淳正的风格、严肃的题材、闳大的规模扫清了晚明文风的纤巧，进一步促进了清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三家虽齐名，但文风各具特色，其中侯方域较突出。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少年时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颇具声名。顺治八年(1651)乡试中副榜，出仕清朝，晚节不终。有《壮悔堂集》。他推尊唐宋八大家，尤其看重韩愈、欧阳修，其文以才气焕发、气势酣畅、流泻自然著称。人物传记写得较好，往往将小说笔法熔入其中，颇多生动的细节描写，其中《李姬传》、《马伶传》流传较广。前者刻画有骨气、有见识的歌妓形象，以自己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交往为线索，选取较典型的事件，表现传主深明大义、善辨是非、嫉恶如仇的可贵品德;后者写伶人马锦深入生活、揣摩角色性格的事迹，揭示艺术家应以生活为师的道理，亦有讥刺顾秉谦之意，叙事分明，情节曲折，文笔巧妙，具有短篇小说的特点。其他如魏禧《大铁椎传》、汪琬《江天一传》等，也是传世名篇。

清中叶出现了清代延续最长、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它的崛起使清代散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被称为“桐城三祖”。他们对古代散文遗产进行全面深入地审视、研讨和总结，以从中寻找创作规范，指导散文写作。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康熙朝进士，乾隆时官至礼部侍郎。有《望溪先生全集》。作为桐城派始祖，他继承归有光为首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作文要讲究“义法”。“义”指“言有物”(《又书货殖传后》)，即思想内容，不出儒家思想的范畴;“法”指“言有序”(同上)，即形式技巧，是《左传》、《史记》、《汉书》、韩、欧散文中体现出来的一些写作方法。主张以“义”为经，以“法”为纬，依“义”见“法”，由“法”见“义”(《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两者相辅相成。阐述“法”的内容时，提出讲究谋篇布局，注意虚实详略和语言修辞;反对“义枝辞冗”(《古文约选序例》)，提倡言简意赅。“义法说”要求用畅达的文章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显然不足取。但它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用语规则等，为学习古文者指出了门径，有积极意义。他的《左忠毅公逸事》是生动感人的记人散文，着重表现左光斗以国家利益为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尚品质和与邪恶势力斗争的顽强意志，以及他对可造之才既细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的良师风范。选材精当，布局巧妙，叙事简洁生动，语言精炼含蓄，善于运用典型场面和细节表现人物性格。《狱中杂记》则以其亲身经历揭露狱中黑暗现象，真切深透，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有力。

刘大櫆(1698—1779)，字耕南，号海峰。师事方苞，是桐城派的拓大者，也是阳湖派领袖恽敬、张惠言之师。他深化方苞的“义法说”，既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充“言有物”的内容，又对“神、气、音节”等行文之道给予高度重视，大大突破了“言有序”的范围，明确指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论文偶记》)。还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以求音节，由音节再求声气，把难以把握的“神气”与具体可感的音节、字句联系起来，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也使其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其文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富有韵律美。《送姚姬传南归序》、《息争》等均有此特色。

桐城派的集大成作家是姚鼐。姚鼐(1732—1815)，字姬传，号惜抱。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曾任几任考官，参与修纂《四库全书》，官至刑部郎中。后辞官告归，先后主讲江南紫阳、钟山等书院，达四十余年。有《惜抱轩全集》。他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发展得更加完备:首先，于方苞“义法说”之外，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相互为用，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和学养相济，以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其次，继承传统的阳刚阴柔说，把多种风格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类，细致描绘两者的特色，因涉及文学审美的实质问题，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再次，在刘大櫆“因声求气说”的基础上，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认为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要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所编《古文辞类纂》作为作文示范和标榜文统，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其文材料充实，文法考究，语言精炼简洁，刻划生动，颇具文采。如《登泰山记》介绍泰山地理形势、登山路径、山中美景，注重考证，章法严明，描摹生动，文辞雅洁，风格阴柔，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精品。《袁随园君墓志铭》、《李斯论》、《游媚笔泉记》等也都是脍炙人口之作。

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还衍生出一些各有特色的流派，较著者是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和以曾国藩、曾门四大弟子为代表的湘乡派。

清中叶与桐城派趣味相异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沈复、全祖望等。袁枚的散文感情真挚、生动清新。如《祭妹文》在往日琐事的回忆中寄托凄恻之情，真切感人;《随园记》表达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舒张天性的人生观，富有才学，文气完足。郑燮(1693—1766，号板桥)的家书和题跋很有特色，浅白如话，趣味横生。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写来自然真切，令人感动。

唐宋古文运动后，骈文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入清以后，文化风气总体上的趋于雅化，使骈文容易得到肯定;重学问、尚考据的乾嘉朴学走向鼎盛，刺激了骈文的写作;汉、宋学之争，使骈文的兴起带有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意味;骈文批评理论的发展推波助澜，骈文大有与古文家争夺正统地位之势。故清代骈文名家涌现，选集并出，流派纷呈，号为中兴。其中，陈维崧师法庾信，作品才力富健，瑰丽雄肆，对骈文复兴起到开张风气的作用。阮元著《文言说》鼓吹骈体，为骈文大争正统地位。吴鼒编《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收录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孙星衍、洪亮吉、曾燠、孔广森八人之作，号称“骈文八大家”。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收录骈文佳作，扩大骈文影响。洪亮吉的骈文情辞相辉，《游天台山记》、《诫子书》、《出关与毕侍郎笺》等都是名篇。骈文格调最高的是与洪亮吉并称“汪洪”的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著名汉学家，工于学问。一生坎坷不遇，孤标傲世，被视为“狂人”。有《述学》内外篇、《汪容甫遗诗》等。他的骈文突破“饰其词而遗其意”的传统作风，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真实的思想情感。艺术上能做到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用典属对精当妥帖，风格沉博富艳，高远雍容。代表作是《哀盐船文》，真实再现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十九日扬州仪征县沙漫洲港口盐船失火的惨状，把用典、词藻化解在场面和人物描写中，流贯着强烈的痛惜悲愤之情。还有《自序》、《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等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