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诗歌

古典诗歌在唐代已达到高峰，在宋代又另辟蹊径，元明诗歌紧随其后，却模拟古人，脱离现实，缺少开拓。清代诗歌虽不及唐宋两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可称典范，但亦有佳境，成就超过元明两代。不仅作家、作品数量可观，诗歌内容时代感鲜明，而且不乏把古典诗歌的传统精神和审美特征发扬光大的优秀之作。

清初时局动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肯出仕清朝的遗民诗人对明末清初的战乱和民生疾苦刻骨铭心，忧时伤世，关注国运民生。他们的诗作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强不屈的斗志，最富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诗风慷慨苍凉，激昂悲壮，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据卓尔堪《遗民诗》统计，清初有遗民诗人四百余人，作品近三千首。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吴嘉纪为代表。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早年与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时参加江南一带的抗清斗争，失败后流亡各地，始终不仕于清朝。晚年定居华阴。有《亭林诗文集》及《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推动了明清之际学风、文风、世风的转变。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治学范围极广，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金石、音韵等方面。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用实际有用的学问，反对宋明以来的理学空谈，其重考据的研究方法开启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他赞赏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以言志，不务奇巧，反对摹拟。诗作多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表现抗清复明的顽强意志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内容充实，感情充沛。如《京口即事》歌颂抗清志士史可法救危济亡的悲壮之举;《秋山》描述江阴、昆山、嘉定等地的抗清失败和百姓遭受屠杀劫掠的惨状，号召国人收复江山。这些诗具有鲜明的史诗色彩和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诗风沉雄悲壮，苍劲刚健，颇有杜甫遗风。如《流转》写流离转徙的生活:“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凭陵尽戎虏!”“晨上北固楼，慨然泪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精卫》借精卫填海的故事表达抗清复明、誓不屈服的坚强意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志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期。”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游历，和顾炎武等人交往。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有《道援堂集》、《翁山诗外》等。他推崇屈原《离骚》，兼学杜甫、李白。内容大都抚时感世，缘事而发，富于民族意识。如《猛虎行》揭露清兵的屠戮暴行，《雷女织葛歌》同情百姓生活的疾苦，《壬戌清明作》诉说家国兴亡的悲哀。其诗风格高浑雄肆，奔放纵横，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在遗民诗人中独树一帜。如《鲁连台》: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表达对“排大难”而不居功的鲁仲连的仰慕之情，洒脱飘逸，气概雄豪，大有李白遗风。

清初不属于遗民诗人而在诗坛上有较大影响的，是被称为“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以及施润章、宋琬等。他们以明臣而仕清，常常游移于个人出处的尴尬选择，更多地表现出伤感的情怀。在诗艺方面则有所开拓，对前代诗歌兼容并蓄，创作呈现出崭新面貌。其中钱谦益、吴伟业最有声望。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为东林党首领之一。后降清，仍任原职，为士林所诟病。不久辞归，秘密从事抗清复明活动，忏悔自赎。有《有学集》、《投笔集》等。作为主盟诗坛几十年的两朝文学宗师、“虞山诗派”的领袖，他力排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创作弊端，主张诗歌应“直吐胸怀，实叙景象”(《列朝诗集小传》)，对诗歌的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他的诗作是其坎坷心路历程的写照，能反映真实而复杂的心境。如写于仕清后的《病榻消寒杂咏》:

颂系金陵忆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过从漫指龙门在，束缚真愁虎穴连。桃叶春流亡国恨，槐花秋踏故宫烟。于今敢下新亭泪，且为交游一惘然。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国的眷恋和对明遗民林古度的尊敬，以及一言难尽的心绪。一些感慨兴亡的诗也写得感情真切，如《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其四有:“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其诗词藻华美，才气纵横，尤工七律，颇得杜甫精髓。如《后秋兴》是大型的七律组诗，共十三组一百零四首，连叠杜诗原韵，组成有机的整体，艺术造诣炉火纯青，前所罕见。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复社成员，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少詹事。屈节仕清，任宏文院侍讲，迁国子监祭酒，不久以母病辞归。有《梅村家藏稿》。诗歌内容较丰富，不少作品寄寓身世之感，尤其是出仕两朝的负罪、悔恨和自责心理。如“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自叹》)、“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等。一部分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有“史诗”之称。如《捉船行》有:“船户家家坏十千，官司查点候如年。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摊云雇船。”以叙事手法揭露官吏借口军需任务四处捉船，从中敲诈勒索、搜刮民财，表达对苛捐杂税重压下贫苦船民的同情。他的古体诗写得较好，尤其擅长七言歌行，能兼收众家之长，在元白的长庆体的基础上，吸收“初唐四杰”的用典之法、晚唐温庭筠和李商隐的辞藻风韵，并融入明代传奇的戏曲性而有所独创，被称为“梅村体”。代表作是《圆圆曲》，写吴三桂为夺回爱妾陈圆圆，不惜叛国投敌，与清军合兵攻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历史事件，对他献关降清作冷峻的讥讽。开头写道:“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讽刺吴三桂为女色而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篇末云:“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颜照汗青。”揭穿吴三桂所谓忠臣、孝子的真面目。诗歌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展现明清之际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抒写深沉的亡国之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也流露出对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

清初后期诗人多重形式技巧，喜欢立派别门户，诗作的民族感情逐渐淡薄。主要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等，其中王士祯影响最大。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钱谦益去世后，一度主盟诗坛。有《带经堂全集》。他追踪六朝以来冲和淡远的风格，提倡诗要有“神韵”，追求语言之外的意趣和诗境，把中国诗歌崇尚含蓄蕴藉的特征推向极致。这对纠正当时只从腔调上模仿唐诗而流于空泛的诗风，有可取之处。但过分强调神韵，不免陷入神秘主义，导致脱离现实生活的弊端，表达未免过于狭窄。其诗多是范水模山、披风抹月的“山水清音”，格调清新，富有神韵。如《真州绝句》:

扬州西去是真州，河水轻轻江水流。斜日枯帆相次泊，笛声遥起暮江楼。(其一)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其四)

以常见之景入诗，将生活气息和士大夫的情趣巧妙融会起来，既精致又别有韵味。《秋柳》四首、《秦淮杂诗》二十首、《再过露筋祠》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清中叶，在残酷的政治高压和文化专制下，诗歌开始脱离现实，向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方向发展。乾隆年间，诗坛大体沿着清初尊唐、宗宋的路子，出现了尊崇唐诗的“格调派”、推崇宋诗的“肌理派”。而不满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继承晚明以来主情传统、主张书写真性情的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年间荐举博学鸿词，又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在江宁(南京)等地任知县。中年即辞官，退居江宁小仓山的随园论文赋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和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继承和发展明代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论诗标举“性灵”，包括性情、个性和才学，以性情为诗的本源和灵魂。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不在性情之列、翁方纲的“肌理说”以学问为诗、王士祯的“神韵说”虚无飘渺。这种理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益，为清诗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但一味强调性灵而不强调产生和决定性灵的社会生活，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其诗题材广泛，反映现实、咏物怀古、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均有所涉及。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任性而发，清丽灵巧，流转自如，富有新气息。写景诗笔调轻快，意境明晰。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以雨中春色初发、明月有情相约抒写不受世务干扰的闲适心境，巧丽活脱。《雨过湖州》、《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等亦脍炙人口。《马嵬》其二是咏史诗的代表作: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有自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以白居易《长恨歌》和杜甫《石壕吏》作比，说明百姓苦难远比帝王妃子深重。这类诗常能在旧题中翻出新意，有独到的见解。《沙沟》、《湖上杂诗》等都是传世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