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浒传》

和《三国演义》相似，《水浒传》的成书也经历了长期传说演变的过程，是一部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带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增删修改而成的作品。

小说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但史书上记载得都很简略，只知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河朔起事，横扫十余郡，官军不敢挡。起义的结局则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宋江被捉，或说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或说宋江被招降后参与镇压浙江的方腊起义，被封为节度使。由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声势极盛，影响很大，就在民间产生了一些传闻异说，广泛流传开来。

南宋时期，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水浒故事也见于宋元两朝的话本，据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小说家的说书题目中已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都是有关水浒故事的段落。

宋元之际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有一段三、四千字的梁山泊故事，可能出于南宋“说话人”的整理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水浒故事有了较连贯完整的情节，包括花石纲和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晁盖落草、宋江杀惜上山、九天玄女授天书和招安征方腊等重要情节，是《水浒传》创作的重要基础。现知元杂剧中有三十余种水浒题材的剧目，今存六种。杂剧中起义军的根据地由太行山改为山东的梁山泊，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扩展为七十二人。

《水浒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也认为施耐庵写定后，又经罗贯中加工修改。施耐庵的生平，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传说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又说是江苏兴化人。大约生活在元明之际，可能比罗贯中稍早。有人说他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农民起义，但无确凿证据。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因其回目多少、描写详略、文词繁简不同，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繁本中的一百二十回本，在征辽和征方腊之间加入了征田虎、王庆的情节。明末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改成七十回本，故事至“梁山泊英雄大聚义”结束，是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水浒传》在文学史上第一次艺术地再现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挖掘其中的社会根源，塑造起义英雄群像，揭示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取得前所未有的思想成就。主要有:

第一，揭露封建统治的残酷性，揭示“官逼民反”这一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小说从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高俅发迹说起，可谓用心良苦。金圣叹在第一回总批中说“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否则是“乱自上作”。说明农民造反罪在朝廷、贪官、昏君。原为“浮浪破落户子弟”的高俅因为会踢球受皇帝赏识，当上执掌兵权的太尉后作威作福，睚眦必报。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受他的迫害。他又像一根无形的黑线，把从中央到地方的贪官污吏串连起来，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中，老百姓不造反只有死路一条。小说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来描写，写出造反者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反抗道路的真实情状。他们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如李逵、三阮、解氏兄弟等生活沦入赤贫境地的人，鲁智深、武松、吴用等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而且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如林冲、卢俊义等地主贵族。他们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显示了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是引发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是小说主题的最深刻处。林冲被逼上梁山很有代表性:他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为保身份地位和美满家庭，对高俅一伙的迫害逆来顺受。高衙内要抢夺林冲之妻，在高俅支持下，逼得林冲妻离家破，发配沧州。到沧州后，高俅又派陆谦谋害他，他才愤然而起，杀了陆谦，走上反抗道路。

第二，真实描写农民起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有纲领、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的过程。小说开始多写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抗社会恶势力的斗争，这些反抗往往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也最容易被分而治之。为免于灭亡，英雄们发展成小股联合队伍。智取生辰纲就是联合斗争的开始，参加此次战斗的有农民、渔民、道士、知识分子和下层地主，他们齐心协力夺取不义之财，事后一起奔赴梁山。在大闹清风寨后，义军才有了起义的性质，发展成与统治者公开对抗的武装力量，梁山水泊也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宋江上山后，更树起“替天行道”大旗，起义队伍不断壮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取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第三，热情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成功塑造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如雇农李逵因人命案逃到江州，当上小牢头，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之事充满仇恨，是义军队伍中反封建统治的坚定派的代表。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他偏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坚决反对招安，扯碎陈太尉带来的招安诏书。他爱憎分明，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救宋江时他单人双斧，不顾性命;但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忠义堂，甚至要杀掉宋江。可见在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既坦诚、直率，也简单、鲁莽。他没有盲目听信宋江，狭隘报复的思想严重，太爱杀人，但这不影响他成为人们喜爱的文学典型。行伍出身的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虽做了下层军官，但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具有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他对被侮辱损害的人充满爱心，行侠仗义从不为自己。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女儿，还要讹买身钱，他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人命官司，遁入佛门;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尉的阴谋。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有与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比李逵干练老辣得多，但质朴甚至鲁莽又与李逵相通。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后，消极遁世的一面逐渐凸现，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武松出身于下层城市贫民，武艺高强，秉性刚烈，私人恩仇观念重。景阳冈打虎后当上阳谷县都头，为官府殚精竭虑。因兄长惨死而杀死奸夫淫妇，但寄希望于“正常”的法律程序，结果被刺配充军。他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只为报答施公子的知遇之恩。后不得已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出家当假行者、落草二龙山，想通过招安受赦生还。上梁山后逐渐认清社会本质，反对招安。他的经历体现了下层民众由与世无争到个人复仇、到团结抗敌、再到反抗最高统治者的过程。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等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也写得很有特色。

第四，具体描写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小说从八十一回起写起义的失败结局。在梁山事业最辉煌时，义军开始力争招安。宋江通过李师师打通关节，主动争取招安;又抵抗征剿部队，为招安创造条件。义军最终得到招安，走上破辽、征方腊的战场。虽然梁山好汉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却无法避免悲剧结局。讨方腊得胜回朝时，一百单八将只剩二十七人;宋江饮御酒而死，卢俊义吃水银御膳而亡，一群英雄好汉落得个“神聚蓼儿洼”的悲惨下场。领袖的作用是招安最重要的因素，宋江毕生追求全忠仗义。起初“义”的成分居多，因特别重义气而被称为山东及时雨。后期“忠”占上风，一上梁山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调归顺，义军性质迅速发生变化。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表白陈情，同时在义军内部加紧劝说，得到以贵族地主和朝廷命官为主的投机者支持。临死时还说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朝廷的怀柔政策是义军走上招安之路的重要外部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热情歌颂梁山义军的造反精神及其事业的正义性，却让他们招安;招安后又不是写他们荣华富贵，而写出催人泪下的惨局，这反映了这部思想倾向十分鲜明的小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形成这种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较复杂，主要是农民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认识局限，以及统治阶层和百姓牢固的忠君思想、宋元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和统治阶级招抚政策的影响。

《水浒传》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其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着力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独特原因;把人物置于尖锐的冲突中，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其性格;在对比中凸现不同人物的个性差异和同一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轨迹;用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富于动作性的心理描写，刻划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作者塑造的是一系列性格鲜明、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人物的思想性格在矛盾斗争中合乎逻辑地得到显现。它的人物塑造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像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等写得最成功的形象，都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寄托了人民英雄主义的理想。但作者又没有将他们神化、定型化，而是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出他们思想性格和环境遭遇的联系，而且随着环境和生活的变化不断发展。

《水浒传》的情节丰富生动，完整连贯，结构颇具特色。整部作品由多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讲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和遭遇，多个情节组成全书的总情节。

《水浒传》是第一部用口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它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炼、生动而极富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无论叙事、状物、写景、写人，都能惟妙惟消，逼真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