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牡丹亭》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二十一岁中举，颇有文名。因不肯趋附权贵，拒绝权相张居正延揽，三十四岁才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与早期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来往密切，因敢于批评时政被称作“狂奴”。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贪贿，抨击宰辅申时行，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三年后改任浙江遂昌知县，颇有政绩。万历二十六年(1598)不满现实黑暗辞官还乡，写成《牡丹亭》。晚年致力于戏剧创作，成为江西曲界的领袖人物。有《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后四部合称“临川四梦”。还有诗文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尺牍》等。

他的思想较复杂，这与他的家学、师承和交友有很大关系。其祖父笃信道教，好论老庄，喜谈神仙，其父是举止端方、为文高古的严正儒生，故幼年受道教、儒家思想的双重影响。少年时师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任职南京后期与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成为挚友，辞官后还与他非常钦慕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相会于临川，所以王学左派的反对程朱理学、将民生和个人权利置于首位，达观禅僧的宗教思想和反理学精神，以及李贽张扬个性自由等思想对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更多地从中吸取积极的战斗精神，提出与程朱理学相违背的“情”，批判道学家的禁欲主义。他指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认为“情”具有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激荡于世间，天理无法限制它，死亡也不能使它消失。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是创作《牡丹亭》的重要基础。在具体创作中，他的重情论变为灵气论，认为灵气由意念、情趣、神气和形象组成，是来自作家内心的真情，与经验、学识及规则等外在约束无关，也不能用常理来要求。强调在创作中发扬作者的个性与才能，让生命的灵性变成独特的创造。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其得意之作，问世不久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据《牡丹亭记·题词》所云“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太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它的故事来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

剧作讲述南宋福建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私自游园后，在梦中与素不相识的少年书生柳梦梅幽会，醒来幽怀难遣，一病而亡。杜宝升官离任前，葬女于官衙花园。三年后，书生柳梦梅去都城临安应试路经此地，在花园内拾到杜丽娘临终前的自画像，一见钟情。他在其旁的屋舍中夜宿，杜丽娘的鬼魂前来与他相会。他挖开坟墓，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同往临安。柳梦梅考中状元，但升任宰相的杜宝拒不承认他们。后皇帝赐婚，杜宝才认可了这门亲事。

《牡丹亭》与其他描写爱情的作品相比，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更鲜明的时代精神。唐传奇的爱情婚姻题材作品，集中揭示爱情与门阀制度及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冲突;以《西厢记》为代表的金元杂剧、宋元南戏和话本里的这类作品，主要表现爱情与礼教制度、伦理观念，即情与礼的冲突。《牡丹亭》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深入展示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它的批判矛头直指明代最腐朽的精神支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作者把戏剧冲突提炼到情与理对立的高度，异常自觉地用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全剧，扬情抑理，尊情反理，表现理对情的扼杀、情对理的抗争，以及情高于理、可以战胜理的理想。杜丽娘就是用作者的精神理想支撑起来的形象，她的情欲萌动和这种情欲不能实现的矛盾，是《牡丹亭》的灵魂所在。

明代理学格外盛行，当时妇女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是相当严酷的。《明史》中记载的节妇、烈女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正史都要多出几倍，明代的皇帝、后妃都积极提倡“女德”，编选《女诫》、《闺范》等妇女道德教科书。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对杜丽娘生活的典型环境作了富于时代特征的艺术描写。她的父亲杜宝是儒生出身的太守，为官忠于职守，为人坚守礼教。母亲甄氏也是循规蹈矩、恪守礼教的妇女。作为当时社会中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他们对女儿的爱带上了深深的社会功利色彩，他们疼爱女儿的方式就是竭力把她培养成“知书识礼”的贤良女子，要求她的一举一动都严格遵守礼教。杜丽娘因为春日昼长，白日犯困小憩，杜宝就训斥她;她在衣裙上绣一对花、两只鸟，甄氏会大惊失色，唯恐惹动她的情思。他们精心安排的塾师陈最良是一生追求科举功名却一无所得的腐儒，只会亦步亦趋地解读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礼教的传声筒，在无意识中戕害人性。这就是杜丽娘生活的环境:封闭、沉闷、冷酷、可怕。作者如此描绘她的生活环境以及周围人物，是为了揭示她所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些个人，而是由这些人物组成的整个社会势力。

但青春的觉醒使她走向了家庭教育的反面。她聪慧过人，能在老师把《关雎》解释成“后妃之德”时，感觉出那是一首热烈的恋歌，并发出:“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当她听说花园里有“流觞曲水”、“名花异草”时，就抛开父母的严厉训诫，离开拘束自己多年的闺阁，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姹紫嫣红开遍”的景色，使她顿时联想到自己的青春被埋没:“……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惊梦》)爱情诗的启迪、大自然的呼唤，使她的个性和青春朦朦胧胧地觉醒了。

由于她的觉醒是基于自然的本能，所以她的反抗就更有意义，更可看到压制她的礼教的反人道性。作者以浪漫的笔调描写她由梦怀情、因情而死、死而复生的反抗过程，鲜明地突出情和理的矛盾，表现他对“至情”的呼唤。杜丽娘柔弱的身躯蕴藏着为争取自由幸福而抗争不屈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她那种生死皆由我，敢于生，敢于死，敢于上天落地的执著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至情”境界，正像《题辞》中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表明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彻底抹杀的，它终究要实现。作者塑造了过去的爱情剧中罕见的叛逆女性形象，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代表着晚明文学家对人性内涵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大范围的肯定。

《牡丹亭》具有构思独特、文采华美、抒情浓郁、景物环境描写与人物内心活动高度结合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但最主要成就还在于全剧贯穿的浪漫主义精神。作者采用梦境、魂游、人鬼相恋、还魂复生等超现实的幻想情节来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现实生活中杜丽娘的父母对她的管束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她的死也得不到理解;阴间世界的小鬼和判官却人情味十足，不仅理解她的痴情，而且让她肉体复生，嫁给心爱的人。现实生活中她过着牢笼般的生活，行动处处受到限制;而在梦境里，她却能够摆脱一切束缚，自由幸福地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她连一个青年男子的面都见不到，更不用说拥有爱情;而在梦境里，她却可以充分地享受爱情的甜蜜。在这里，现实与梦境、阴间与阳世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现实和理想的矛盾，表现了情高于理、情胜于理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