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戏曲发展概况

明代戏曲包括两大类，分别是在金元杂剧和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衍化而来的杂剧和传奇。传奇逐渐取代杂剧成为剧坛主流，形成了戏曲史上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作为两种不同的戏曲形式，明代杂剧和传奇各自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明代杂剧大致分为前后两期，一是前期的宫廷杂剧，二是中后期的文人杂剧。

前期杂剧较单调，表现出为新兴汉族上层统治者而作的倾向，大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制度，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明初法令禁止在舞台上扮演“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鼓励演出“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的戏(《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特别是明初几代皇帝为消磨诸王的政治野心，用词曲使他们沉溺于声色之乐，许多皇帝、藩王成为杂剧的爱好者，杂剧创作的命脉掌握在皇家、藩室及御用文人手里。这些都是杂剧创作走向宫廷化、贵族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前期杂剧的代表作家是朱有燉，有三十一种，收入《诚斋乐府》。或是度脱入道的神仙剧，如《十长生》;或是宣扬封建道德的节义剧，如《团圆梦》;或是歌舞升平的喜庆剧，如《牡丹仙》。内容少有可取，但语言质朴，音律谐美，而且不为杂剧成法局限，有所突破。如《曲江池》有五本两个楔子，唱腔上设置了灵活的轮唱、合唱。前期也有超出纯教化范畴的杂剧，如贾仲明《玉梳记》、《菩萨蛮》，刘东生《娇红记》都真实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朱有燉《香囊怨》倾注了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后期杂剧在经历了景泰以后几十年的沉寂后，从弘治、嘉靖年间开始出现新转机，显示了较鲜明的特色，以王九思、康海为代表。万历前后进入创作的高潮期，涌现出一大批境界不俗的作品，以徐渭为代表。从创作倾向看，往往选取最能体现个人感受的情节，以寓意抒怀取代风花雪月、伦理教化和神仙道化成为首要的主题取向。从艺术形式看，冲破了原有体制的樊篱，长短不限，折数不一，南北曲均可，各角色皆唱。

代表作家有王九思、康海、冯惟敏和徐渭等。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鄠县人，“前七子”之一。曾任翰林院检讨，刘瑾垮台后被列名阉党，屡遭贬斥。代表作《杜甫游春》写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出游曲江，痛骂李林甫等权奸“嫉贤妒能，坏了朝纲”，又于酒肆质典朝服买醉，决心隐身避世。剧中的杜甫显然是作者的化身，借古讽今以吐露不平之气的意图是明显的。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武功(今陕西兴平)人。弘治十五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得罪馆阁诸公而罢官。也是“前七子”之一。代表作《中山狼》写东郭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赵简子射伤的中山狼藏在书囊里，中山狼获救后反咬一口，以试图谋害为名要吃掉东郭先生。通过对狼的揭露，骂尽世上一切负国、负友之徒，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冯惟敏(1511—1580?)，字汝行，号海浮，山东临朐人。以举人授涞水知县，升至保定通判。代表作《僧尼共犯》写和尚明进与尼姑惠朗在佛殿相会，被邻人捉至官府，钤辖司吴守常断令还俗成亲，玉成好事，对禁欲戒律所造成的人性痛苦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富于才学，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但屡试不第。个性孤傲倔强，不为礼法所拘，一生坎坷。代表作《四声猿》包括四个剧本:《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和《翠乡梦》。其中《渔阳弄》以祢衡骂座的故事为素材，把剧情改为曹操死后，祢衡在阴司里对他的亡魂重演当日骂座的情景，痛快淋漓。借祢衡之口宣泄由巨大压迫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愤懑不平，表现出惊世骇俗、桀骜不驯的倔强个性。此外，李开先《园林午梦》、《宝剑记》，汪道昆《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梁辰鱼《红线女》、《红绡》，王衡《郁轮袍》、《真傀儡》，徐复祚《一文钱》，吕天成《齐东绝倒》，陈与郊《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叶宪祖《骂座记》等也有一定影响。

传奇本是唐代文言小说的概称，明代以后成为以演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的专称。明代传奇的艺术形式与宋元南戏大略相同，又更成熟、丰富、细密和规范化。它不限出数，一般都是三、五十出的长篇;结构形式固定，有副末家门、下场诗等;以南曲为主，兼用北曲;用萧管、弦索、鼓板等乐器伴奏;角色分工更趋专业化。

元末明初五大传奇(《琵琶记》、《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的出现，是杂剧向传奇转变的标志。明初传奇创作较萧条，近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作品问世。弘治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邱濬所作《五伦全备忠孝记》，写五伦全、五伦备兄弟孝义友悌的故事，情节实为图解伦理概念，毫无生活气息。稍后宜兴生员邵灿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在于发明经义，教导忠孝，所作《香囊记》喜用典故，讲究对偶，刻意雕琢，是明传奇骈俪派的始作俑者。明初百余种传奇中，较少受道学气和八股味影响的有姚茂良写岳飞抗金故事的《精忠记》、苏复之写苏秦拜相前后人情冷暖的《金印记》、王济写王允让吕布和董卓为争歌妓貂蝉反目成仇的《连环记》、沈采写韩信赠千金给漂母的《千金记》。它们尽管略嫌粗糙，也难免因袭，但岳飞的精忠爱国、苏秦家人的势利、王允的机智和貂蝉的貌美心慧、韩信的腾达不忘报恩，使它们富有生命力。

明中期传奇的演变在嘉靖时期，出现了几部有影响力的作品。

《宝剑记》是李开先的代表作。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不满朝政，罢官居家近三十年。《宝剑记》讲述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情节、主旨与《水浒传》并不相同。林冲因反对高俅祸国殃民而遭陷害，被逼上梁山;全剧谈忠说孝，其主旨如开头《鹧鸪天》所言:“诛谗佞，表忠良，提真托假振纲常。”将林冲和高俅的个人矛盾改为忠奸对立，曲折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抒发了对政治黑暗的愤概。

《浣纱记》是梁辰鱼的代表作。梁辰鱼(1510?—1580?)，字伯龙，号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功名失意，寄情声乐，平生任侠好游。《浣纱记》取材于《吴越春秋》，讲述范蠡用计，越王勾践献浣纱女西施入吴，离间吴国君臣关系以致亡国，越国胜利后，范蠡携西施弃官而去。把勾践复仇灭吴的历史大事件与范蠡、西施的爱情传说结合起来，赞扬范蠡、西施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爱情和幸福。这种“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写法，对后世传奇有明显影响。该剧的价值还在于它是第一部用昆腔曲调写作的剧本，对昆曲的传播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南戏长期流传于南方各地，逐渐形成几种不同声腔，明中叶前后主要有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其中昆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流行于昆山一带，当时影响不大。嘉靖年间，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对昆腔进行改革，吸收海盐腔、弋阳腔的曲调，同时吸收北曲的严谨结构，综合运用弦索、箫管、鼓板等乐器，形成清柔婉转、富于跌宕变化、具有很强艺术表现力的声腔。梁辰鱼首先把它推向戏曲舞台，传奇创作步入趋于极盛的时期。此后，一些著名作家写传奇，几乎都用昆腔。

《鸣凤记》相传为王世贞所作，或谓其门人所作，均无确据。它是一部关切当代政治事件的剧作，直接以时事入剧。写嘉靖年间丞相严嵩父子独断专权，陷害忠良，以兵部主事杨继盛、进士邹应龙等为主的十位大臣，前仆后继地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剧本一扫当代剧作家专写爱情故事的风气，以重大的现实事件为题材，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

明代后期是传奇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其标志是大批作家涌现、优秀作品诞生、戏曲创作流派形成、戏曲理论论争。其中，最有名的艺术见解与趣味的争论，在以沈璟为主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主的临川派之间展开。

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官至光禄寺丞，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弃官回乡。精通音律，有十七种传奇，今存《义侠记》、《红蕖记》等七种。他重格律、守法度，强调曲文的音乐性和声律的严谨。汤显祖则注重意趣，强调情意的抒发而不为作曲成法所局限。两派分歧的焦点在于“法”与“情”孰轻孰重，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当时几乎所有传奇作家都卷入了这场争论。沈、汤之争反映了明代戏曲家对戏曲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传奇作家意识到两派的合理及偏颇处，出现了既讲究“合律依腔”的声律，又注重“意趣神色”的文辞的传奇主张和创作实践。

汤显祖作为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其“临川四梦”达到了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峰。此外，高濂、周朝俊、孟称舜等也是成就较高的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