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代后期诗文

明后期朝廷党争激烈，边疆危机加剧，国库日益空虚，人民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出现了衰败局面。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自我，抗拒一切束缚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文坛上出现以反复古主义为口号，鼓吹人的个性，反对桎梏文学的程朱理学的文学潮流，主要有公安派、竟陵派。李贽学说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小品文的成就，以及复社和文社的作家创作都值得关注。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晋江(今属福建)人。二十六岁中举，做了二十多年小官。五十一岁授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辞官，独居讲学。定居麻城龙潭芝佛院，从者数千人。晚年被诬入狱，自刎死。

他是古代第一个全面批判专制统治的人，其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作用。他吸收王阳明的哲学理论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指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反对以儒家经典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强调人的个性和自身价值，从根本上否定了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认为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同上)，正面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对社会和个人都有益处，并非“可鄙”之事。

他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离经叛道的因素。提出“童心说”，以为“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同上)，即真心，是与道学无关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能摆脱传统诗文格局的束缚，信笔挥洒，达意而止。“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袁中道《李温陵传》)。《哭黄宜人》、《哭怀林》、《初至石湖》、《系中八绝》等均为直抒胸臆、自然流畅之作。他的散文也写得自由挥洒，如《答耿司寇》洋洋洒洒万余言，抒一己之怒气，刺论敌之虚伪，痛快淋漓。其中有:“今某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己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淄等语，公亦可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用排比句式、讥讽语调，毫不隐讳地把对耿定向的愤激之情宣泄出来。

晚明诗文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其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著名。他们提出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价值的理论主张，抨击复古主义，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范约制当代的文学创作，指出文学要随时代发展，表现作家的真性情。重个性、贵独创、强调表现自我的“性灵说”成为其文学理论核心。袁宏道称赞其弟之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强调真实表达个性化情感的重要性。他还认为抒发性灵要摆脱道理闻识的束缚，说较之文人诗篇，“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更有流传价值，因为它们“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同上)。这些思想显然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该派作家的作品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自然抒发真情实感，语言流畅浅近。如袁宏道《戏题斋壁》:“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怠惨容颜，薄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直抒仕宦生活带来的艰辛和屈辱。他的山水游记，如《雨后游六桥记》、《满井游记》、《虎丘》、《天池》等，把作家的个性、情感渗透到景物描写中，写得情景相生，清秀可人。该派作家的作品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张幼于》)的指导下，也存在俚俗、浅露、轻率的流弊。

公安派衰落后，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1574—1624，字伯敬)、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为代表的“竟陵派”趁势而起。他们继承公安派的“性灵说”，重视表现自我精神，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又强调向古人学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钟惺《诗归序》)，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他们追求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诗作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诗境更为狭窄。

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下，小品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这类散文短小精悍，不代圣贤立言，不拘形式格套，活泼自由，通俗明快。作者除公安“三袁”，竟陵钟惺、谭元春外，还有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张岱成就最大。

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却终身不仕。个性落拓不羁，喜欢游山玩水。明亡后披发入山。著述颇丰，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题材广泛，语言清新，形象生动，《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

从万历后期开始，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状况日趋恶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出现了一批爱国作家。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组织既是文学团体，又是政治团体的文社，如复社、几社、豫章社等，写下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篇章。代表作家有张溥、陈子龙、夏完淳等。张溥(1601—1640)，字天如，太仓人，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力图使古学为现实服务，《五人墓碑记》歌颂英勇的苏州市民与阉党的斗争，是政治性极强的散文。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几社创始人之一。力图以复兴古学挽救明王朝危机，其诗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个人的高尚人格，慷慨激昂，文采斐然。有《辽事杂感》、《小车行》、《秋日杂感》等佳作。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陈子龙的同乡和学生，抗清就义时不满十七岁。其诗把忧国伤世的情怀和少年气盛的执著结合起来，格调高亢雄壮。《别云间》、《细林夜哭》和散文《土室馀论》、《狱中上母书》等都是传世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