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中期诗文

明前期诗文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现实出发点是对此进行有力的反拨，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文学中自然真实情感的表达。此时的文坛流派众多，斗争复杂，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等。与理论上的建树相比，创作显得较为贫弱。

前七子指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在内的文学群体。他们都是弘治年间进士，属少年新进，以才气自负。对国运危机、官场腐败的敏锐感受和对士风苟且现状的深刻不满，促使他们在社会生活及文学创作中采取挑战的姿态，虽然有时不免呈现出矫枉过正的偏激态度，却也反映了对社会文化状态的强烈不满。他们代表的弘治、正德年间发轫于京师的文学潮流，与哲学思想上出现的王阳明的心学运动相应和，借复古之名进行变革。他们反对台阁体空洞冗沓的文风，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认为“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斯固然矣”(王九思《刻太微后集序》)，希望通过对古法的学习，恢复诗歌的审美理想和特征。他们的理论主张也包含着某些矛盾:过多地强调谨守古人的诗文法度和格调，势必妨碍现实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而要摆脱模拟，任情而发，就必须冲破与现实生活和人们的思维情感不相适应的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这种矛盾对情感自由充分的表达产生了一定影响，使文学创作丧失了鲜活的生命。

就创作成就而言，前七子中应推李梦阳。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曾任户部侍郎、江西提学副使等职，因弹劾权臣两次入狱。有《空同集》。他有不少感怀时事、暴露现实的诗，如《君马黄》抨击宦官及东西厂、锦衣卫的横行不法行为;《玄明宫行》抚时感事，暴露弊政;《自从行》流露出对封建政治秩序的幻灭感。他的一些优秀之作直抒爱国情感，写得雄浑豪壮。如《秋望》: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他的散文在当时也树立了新的范式。如《梅山先生墓志铭》:

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来。李子见其体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医。”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诗。”李子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贵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觞细杯，穷日落月。梅山醉，每据床放歌，厥声悠扬而激烈。已，大笑，觞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欢。李子则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

细致描绘传主的离别、归来和宴饮，与“台阁体”刻板的描写程式及平衍、拖沓的语言风格，以及空洞的谀辞、平板的叙述大异其趣。

嘉靖、万历年间，文坛上出现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的后七子，再次发起复古运动。他们完全继承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理论，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希望做到既学古人、遵古法，又有所创新，不流于剽窃雷同。对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学复古运动的固有弊病显得更突出。虽然他们提出过很好的创作主张，如王世贞的“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的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对创作法则又规定得过于具体、细密，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创新造成严重束缚。

王世贞在后七子中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写过不少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诗。如《击鹿行》写杀鹿饮酒，表现知识阶层内在的精神苦闷;《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展现严嵩父子把持朝政逞淫威的行径，寄寓对时世的感慨;《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钦丕鸟行》也是缘情而发的即事名篇:

飞来五色鸟，自名为凤凰。千秋不一见，见者国祚昌。响以钟鼓坐明堂。明堂饶梧竹，三日不鸣意何长。晨不见凤凰，凤凰乃在东门之阴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不见凤凰，凤凰乃在西门之阴媚苍鹰:愿尔肉攫分遗腥。梧桐长苦寒，竹实长苦饥。众鸟惊相顾，不知凤凰是钦。

以“钦”比喻欺世盗名的严嵩之流，带有寓言色彩和民歌风味，将学古和创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嘉靖年间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这是以反拨前七子师法秦汉为主要目标，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学派别。虽在主体上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古文名家，但个人的趣味则有所不同。严格说来，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和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是宗宋派，前者把欧阳修、曾巩的作文之法作为学习对象，说:“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明史·王慎中传》)后者认为:“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荆川先生文集》)对曾巩推崇备至。茅坤(1512—1601，字顺甫)学古取法的态度不那么极端，采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之文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标榜他们为效法的“正统”。在创作主张上，唐宋派强调文以明道，其文学理论的核心是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重弹宋儒以来的“文道合一”论。王慎中敬重曾巩文章的原因在于它“会通于圣人之旨”，“思出于道德”(《遵岩集》);唐顺之所言“直掳胸臆，信手写出”(《荆川先生文集》)的文字，也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前提的。

唐宋派诸家创作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是归有光。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长兴知县。出仕较晚，影响比唐顺之、王慎中等人迟。他不满文学复古，对模拟的文风斥之尤厉。主张为文应根于六经，宣扬儒家道德。酷爱司马迁《史记》，对宋、元文也不排斥，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写得最好的是叙述日常生活琐事、回忆亲人故旧的散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思子亭记》等。这类文章感情自然真挚，语言简练平易，擅长通过不经意的细节描写，把极平常的人和事表现得活灵活现。如《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5火煮6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寥寥数笔，把婢女寒花活泼灵秀的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颇具自然纯真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