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元代诗文

相对元曲而言，元代诗文不免逊色，总体上成就不高。与诗歌相比，词和散文的成就更低。但元代诗文也有一些变化和特色。元初诗歌力图恢复唐诗重视抒情的传统，反拨宋诗重理智、轻感情的倾向，使宗唐复古成为一种潮流。元代后期，诗歌逐渐与市民文艺融合，突出人性的尊严和自我意识，反映文化钳制相对松动下的一些时代特征。元代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即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大量涌现，这是元朝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产物。

元代诗文以延祐年间(1314—1320)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金入元的北方作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大多声名显赫，亲眼目睹了朝代兴亡，作品内容较为充实，风格慷慨悲凉。而由宋入元的南方文人大多处于社会边缘，他们批判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并将宗唐复古的诗风带入北方。北方主要作家有耶律楚材、郝经、姚燧、刘因等，南方则有戴表元、张炎、赵孟、吴澄等。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辽皇族子孙。仕于金，曾随成吉思汗西征，为元初名相。有《湛然居士集》。他是元蒙王朝初期一枝独秀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皆本色，惟意所知，不以研炼为工。”诗多行旅感悟之作，尤其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异域风情。如“瀚海潮喷千浪白，天山风吼万林丹”(《过夏国新安县》)、“山腹云开岚色润，松巅风起雨声乾”(《过金山用人韵》)、“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阴山》)。他还把随军出征沿途所见的中亚(今乌兹别克)一带的风土人情描绘下来，对认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很有帮助。如《西域河中十咏》中有“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六月无常雨，三冬却有雷”、“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等。他的抒情之作也写得真切动人。如《思亲有感》:

伶仃万里度西陲，壮岁星星两鬓丝。白雁来时思北阙，黄花开日忆东篱。可怜游子投营晚，正是孀亲倚户时。异域风光恰如故，一销魂处一篇诗。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河北容城(今河北徐水)人。至元十九年应诏入朝，官至右赞善大夫，不久辞归。是程朱理学的北方传人，有《静修先生集》。其文为世所称者有《孝子田君墓表》和《辋川图记》，从理学角度论述“大节”，指责王维降安禄山的行为，谓“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张纶《林泉随笔》评曰:“皆正大光明，较文士之笔，气象不侔。”论诗强调风骨，倡导沉郁悲壮、清劲刚健之气，七古歌行、五古和律诗都很出色。如《渡白沟》:

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冲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

写景论物，意境深远，自述孤独，气骨豪迈，正体现了沉郁清刚之气。其他如《宋理宗书宫扇》反思宋朝覆灭的历史原因，《寒食道中》议论生死的循环交替，《泛舟西溪》描写景物的壮美和秀丽，或见解深刻，寄旨遥深，或豁达豪迈，蕴含哲理，或构思奇特，富有情致。

戴表元(1244—1311)，字帅初，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宋末曾任建康府教授，宋亡后隐居。大德八年被荐为信州教授，未几辞归。有《剡源集》。作为东南一带的文章大家，其文清深雅洁，赠序题记类的作品较好。《二歌者传》描写两个妓女的友谊，《送张叔夏西游序》记叙张炎在宋亡前后的变化，写人叙事都较生动。卢文弨《剡源集跋》称其文“和易而不流，谨严而不局，质直而不俚，华腴而不淫”，较为中肯。其诗多忧时伤世之作，如《剡民饥》、《采藤行》、《夜寒行》等，感情悲愤，富有感染力。一些作品流露出故国之思。如《感旧歌者》:

牡丹红豆艳阳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樽酒，无人知是李龟年。

顾嗣立《元诗选》评其诗云:“诗律雅秀，力变宋季余习。”但其七言诗佳作少而佳句多，如“头颅雪白心情在，听说承平一惘然”(《辛卯除夜》)、“无聊最苦梧桐树，搅动江南万古心”(《秋尽》)。绝句却多有佳作。如《茅斋》:

红杏园林雨过花，远陂深草乱鸣蛙。春风不问茅斋小，自向阶前长笋芽。

于清新淡雅中见出神韵。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室王孙。十四岁即以父荫补官。宋亡后居家读书，后应诏出任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学士，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有《松雪斋集》。博学多才，书法风姿秀逸而有骨气，世称“赵体”;绘画清腴华润而有气韵，被视为“南宗画”正脉;题画诗文与书画结合，增添不少亮色。其诗文多写故国之思，不少含有悔恨出仕、向往退隐的情绪。如《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情景交融，寓议论于抒情中，沉郁悲凉。其他如“何时归休理钓蓑”(《大都红门外海子上即事》)、“重嗟出处寸心违”(《和姚子静》)等诗句，以及《五柳先生传论》、《缩轩记》等文章都流露出出处之间的矛盾痛苦。其诗清丽委婉，能得魏晋平淡真味，七言律绝尤佳。其词流传下来的不多，有的也寄寓了兴旺之感。如《浪淘沙》:“今古几齐州，华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无主桃花开又落，空使人愁。波上往来舟，万事悠悠。春风曾见昔人游。惟有石桥桥下水，依旧东流。”

后期既产生了盛世之文、治世之音，也涌现了不满现实、风格特异之作。前者以“元诗四家”为代表，后者有欧阳玄、马祖常、萨都剌、杨维桢、王冕等。

“元诗四家”指虞集、杨载(1271—1323，字仲弘)、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他们都因有文才而入选翰林院，为当时的文章名臣;都膺服程朱理学，鼓吹正统的儒家文学思想;都以宗唐复古为主导，创作风格相近，但又同中有异。虞集曾说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诗如“百战健儿”，范诗如“唐临晋帖”，揭诗如“三日新妇”。胡应麟《诗薮》云:“百战健儿，悍而苍也;三日新妇，鲜而丽也;唐临晋帖，近而肖也;汉法今师，刻而深也。”《元诗选》称四家诗“为有元一代之盛”。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蜀郡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其文多应用文字和墓志碑铭，以纵谈史事、关涉时事之作为佳，风格与欧阳修之文相仿。如《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对忠奸之臣持论不讳。其诗声律圆熟，意境浑融，风格雅淡。如《送袁伯长扈从上京》:

日色苍凉映紫袍，时巡毋乃圣躬劳。天连阁道晨留辇，星散周庐夜属橐。白马绵鞯来窈窕，紫驼银瓮出蒲萄。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扬雄赋最高。

萨都剌(1305?—1355?)，字天锡，号直斋，回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官至河北廉访经历，曾因弹劾权贵而左迁。晚年避乱江南，不知所终。工诗善画，有《雁门集》、《天锡词》。他是南北文化交融孕育出来的文人，其情感既有本民族的热烈豪放，又有江南人的温婉细腻，使其诗词形成雄浑、沉郁、清丽兼而有之的风格。诗多怀古伤今之作。如《越台怀古》:

越王故国四围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日暮鹧鸪啼更急，荒台丛竹雨斑斑。

流露出悲凉凄苦的情调，折射出他对政治的绝望。他大胆地将艳情内容写入诗中。如《醉起》:“杨柳楼心月满床，锦屏绣褥夜生香。不知门外春多少，自起移灯照海棠。”纯用白描，写得俊逸风流。客观地说，其宫词虽然使他闻名于世，却远不如《芙蓉曲》那样的乐府诗写得出色。他还善于写词，词风高远旷达，《念奴娇》(石头城上)、《满江红》(六代繁华)均脍炙人口。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别号铁笛道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避乱于钱塘等地，生活放浪形骸。入明不仕。有《铁崖古乐府》、《东维子文集》等。其诗富有生气，与正统“雅正”的诗歌审美情趣不同，而与小说、戏曲、散曲等通俗文学相通，体现了元末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变异对诗歌创作的要求。诗歌风格多样，自成一体，号为“铁崖体”，风行一时。他喜作宫词，写得十分香艳，往往用华丽的词藻形容女性的容颜、体态和生活，有的表现了作者不凡的才情。如《秋千》:

齐云楼外红络索，是谁飞下云中仙?刚风吹起望不极，一对金莲倒插天。

结尾出其不意，颇为奇妙。其竹枝词虽写男女恋情，却情致清新，不着粉黛，风调自然。如《西湖竹枝词》其四:“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海乡竹枝歌》则充满同情地记录了海乡晒盐百姓的艰辛生活。其古乐府小诗尤其为作者本人所珍视，其中实有佳作。如《洞庭曲》:“道人铁笛响，半入洞庭山。天风将一半，吹度白银弯。”巧妙地将铁笛道人的飘逸情致寓于湖山胜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