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明与《琵琶记》

高明(1305?—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瑞安属古永嘉郡范围，正是南戏的发源地。至正五年考取进士，曾任处州录事、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推官等职。元末战乱时期，归隐浙江宁波的栎社，以创作自娱。《琵琶记》大概写于此时。亦能诗文，有《柔克斋集》。

《琵琶记》被称为“南戏之祖”，代表了南戏创作的最高成就。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改编，此故事在南宋时就被说唱艺人广泛演唱。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即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伯喈即东汉著名文人蔡邕，曾拜中郎将，后人称为蔡中郎。民间传说将他描述成反面人物，只是借名而已。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想必就是由“盲翁”说唱之类演变而来的，徐渭《南词叙录》载:此剧所演“即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是早期南戏写得最集中的关于寒士富贵变心的故事。

高明在《琵琶记》中彻底改变了蔡伯喈的形象，把他写成令人同情的人物。剧本“题目”说:“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男女主人公都被刻画成道德典范，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创作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但作者又着意描写了“孝子贤妇”在生活中经受的各种精神压迫和生活灾难，突出了“事君”与“事父”、功名利禄与家庭幸福的矛盾冲突，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灾荒岁月中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官吏的为非作歹，以及古代妇女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体会到现存道德的不合理乃至违背人性，这些才是该剧的真正价值所在。

蔡伯喈本是一个孝敬父母、爱护妻子、喜好田园生活的人，他那和谐完满的生活被“三不从”打乱了:作为孝子贤夫，他不得不听从父亲要求他事君尽忠、立身扬名的训诫，忍痛抛下家庭，赴京应考。作为臣子，在考中状元后，他不得不服从皇帝圣旨，答应牛丞相的入赘要求;在请求辞官还乡侍奉父母时，他不得不认同皇帝“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的理由，望乡兴叹。辞考、辞婚、辞官的“三不从”使他既无法奉养父母，又不能照顾妻子。结果父母饿死，妻子离乡。这些情节开脱了蔡伯喈不孝、不忠、不义的罪名，将悲剧的发生由个人品德的败坏转到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人物受制于道德权威力量，不得不放弃个人意志，承受因此带来的灾难，这无疑深化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客观上，作者揭示了不合情理的封建道德给个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灾难。

赵五娘是作者塑造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形象。她对丈夫感情深厚，不贪慕富贵，不赞同丈夫应试。被遗弃后竭力奉养公婆，尽管自己吃糠度日，仍未能保住公婆的性命。最后，卖唱乞讨，上京寻夫，有赖牛小姐的贤惠，得以与丈夫团圆。作者极力渲染赵五娘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维持家庭，并让她说出“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的话，这些都难免道德说教之嫌。尽管如此，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可贵品格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她的不幸遭遇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描容上路”等情节里也被描摹得十分真切感人。

《琵琶记》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全剧两条线索交错发展:一是蔡伯喈在京城的富贵生活，一是赵五娘在灾荒中艰难挣扎。由于南戏换场自由，又不限一人主唱，交替出现的许多场面对比强烈，人物的抒情歌唱相互映衬，既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又增添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剧中的语言大都本色而典雅，很多曲辞传唱不衰。如《糟糠自厌》中赵五娘两段唱词: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那!你遭砻被舂，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著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顺歌］)

糠和米，本是相倚依，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白)丈夫，你便是米呵，(唱)米在他方没处寻。(白)奴便是糠呵，(唱)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前腔］)

从糠和米展开联想，把对丈夫的思念和埋怨表现得委婉尽致，凄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