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实甫与《西厢记》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以爱情为题材的抒情喜剧，以深邃的思想道德力量和精湛的艺术魅力风靡剧坛。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金圣叹将它列为“才子书”。

一般认为，该剧的作者是王实甫。他的身世记载，现存可靠的资料很少。他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位于关汉卿之后。贾仲明［凌波仙］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从这一吊词可见，王实甫和关汉卿一样是混迹教坊、勾栏的落拓文人，他的作品以文词华美为当时的人们所推重，《西厢记》在那时即被视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创作的杂剧，有名目可考的共十四种(一般作十三种，缺《娇红记》)。除《西厢记》外，全本流传下来的还有《四丞相高宴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二种。残存的有《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青月夜贩茶船》各一折。

《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在金院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西厢记》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限制，叠五本为一部，以二十一折的充足容量细致描写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进京赶考的张生在河中府普救寺巧遇相府千金崔莺莺，二人一见钟情。张生借口旅店冗杂，与莺莺同住一寺，隔墙联吟使他们感情渐增。后叛军孙飞虎带兵包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危难之际，老夫人宣称能退贼兵的，倒赔妆奁，将莺莺嫁与他。张生挺身而出，修书请杜确将军解围。之后老夫人却推说莺莺已许配给侄儿郑恒，食言赖婚。红娘见义勇为，为张生设计弹琴向莺莺倾诉爱恋，使二人心心相印。张生害相思病倒后，红娘又牵针引线，促使二人终谐连理。老夫人察觉后拷打红娘，红娘道破实情，并指责老夫人失信背义，老夫人被迫答应他们的婚事，但让张生立即起程赶考，得官之后方可成亲。张生状元及第后，早年许嫁的郑恒来到普救寺，假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女婿，老夫人又欲赖婚。张生授河中府尹归来，真相大白，郑恒触柱而亡，张生和莺莺成亲。

王实甫以同情封建礼教叛逆者的态度，展现张生和莺莺这一对才子佳人在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非常森严的时代，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曲折过程，否定了以门第、财产和权势条件作为联姻基础的方式，体现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进步思想，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主倾向。

这一主题是通过激烈的戏曲冲突表现出来的。作者设计了主、副两条线索，构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前者围绕张生、莺莺、红娘与老夫人展开，这一矛盾冲突的实质是蔑视封建礼教、追求自主婚姻的进步力量和坚守纲常伦理、维护门阀观念的顽固势力之间的尖锐对立;后者在张生、莺莺、红娘之间展开，这一矛盾冲突反映了当时的青年男女在追求美满姻缘的过程中痛苦、彷徨和坚定的心路历程。虽然故事只有几个主要人物，地点几乎固定在普救寺，但这些矛盾冲突却使剧作悬念纷至，目不暇接，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剧情的发展引人入胜，达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境地。表面上看，张生、莺莺的终成眷属意味着上述两种矛盾冲突均得到了化解，实际上，他们的如愿是在屈服老夫人的基础上得到的，这说明“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在当时只是一种幻想。而王实甫歌颂这种理想，并使之在剧作中圆满实现，已是一种时代进步的表现，使他无愧于伟大戏曲家的称号。

《西厢记》的不朽不仅表现在该剧反映的时代进步精神上，还表现在全剧塑造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典雅优美的戏曲语言方面。

崔莺莺是我国戏剧作品中较早出现的背叛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贵族小姐形象。作为前相国的独生女儿，她在佛门净地和丧父热孝之时，对一个素昧平生的白衣秀才一见倾心，暗送秋波;她在月下和张生联吟，大胆向对方倾吐衷肠;她突破封建家长的严格管束，和张生私会，造成既成的婚姻事实……这些都表现了她不同寻常的勇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将珍视的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显示了非同一般的见识。当老夫人逼迫张生上京取应时，她担心的是张生“停妻再娶妻”，对母亲“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主张，她公然反对，说:“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把功名利禄斥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怨恨母亲为了它们而“拆鸳鸯在两下里”，表现了爱情高于一切的生活理想。但是，作为贵族小姐，她在叛逆和反抗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动摇和矛盾。如她约张生到花园见面，见面后又责问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到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以致张生摸不着头脑，相思成疾，病倒在床。这些“假意儿”的描写不仅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和性格，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而且表现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艰难处境。同时，细微的恋爱心理和曲折的恋爱过程的描写，也使这部剧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如郑振铎《文学大纲》所言:“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就相爱，便誓定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经过与他们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全部都是婉曲和细腻地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别无第二部。”

张生是与莺莺志同道合的叛逆者。他不是元稹《莺莺传》中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的无行文人，而是大胆追求幸福、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的至诚君子。在与封建家长抗争和执著追求自由爱情与婚姻的过程中，他难免存在书生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如对老夫人的赖婚束手无策，竟想“寻个自尽”;赴约遭到莺莺训斥后，一筹莫展，相思成疾;在老夫人威逼以功名换取爱情时，不得不妥协退让。他身上还带有风流才子的呆傻之气，如第一次见红娘就莽撞地自报家门，并不合时宜地打听小姐行踪;被莺莺表里不一的态度左右，一会儿伤心欲绝，一会儿欢欣雀跃。这样，把张生十足的书生气、才子气同“志诚种”、“银样镴枪头”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位血肉丰满的才子兼情种的喜剧形象。

红娘虽然是地位卑微的小丫环，却是全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看准了小姐钟情于张生，甘心被小姐利用，不露痕迹地传递消息，促成好事。她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为张生的厚道诚实所打动，主动为他出谋划策，并在他失意时予以安慰，懦弱时轻蔑地奚落，绝望时积极地鼓励，哪怕忍受委屈，也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实现爱情理想。她机智勇敢，正义感强，面对老夫人的拷打，她据理力争，为张生和莺莺辩护，并巧妙地利用老夫人维护纲常礼教和家族利益的心理，把张生和莺莺的“出轨”归结为老夫人违背信义的赖婚行为和治家不严，使老夫人理屈词穷，不得不认可二人的婚事;在门第高贵的郑恒前来抢亲时，她用“将相出寒门”回击门阀观念，坚定地维护张生、莺莺的爱情。

剧中最重要的反面人物老夫人，以及一些次要人物，如和尚惠明、叛将孙飞虎等，也都写得很有个性。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朱权《太和正音谱》即云:“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王实甫往往选择和融化古代诗词里优美的词句，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熔铸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如著名的“长亭送别”中莺莺的两段唱词: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2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恓恓惶惶的寄。(［叨叨令］)

第一支曲子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句，用带有季节性特征的景物传情寄恨，创造出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境界，具有古典诗词的韵味;第二支曲子改用口语，抓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无遮无掩，直抒胸臆，具有浅俗率真的特点。两种风格的曲辞相配合，使情感抒发细腻而又自然。

《西厢记》的人物语言也都切合角色的身份、教养和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个性化和戏剧化的高度。如莺莺的语言妩媚蕴藉，张生的语言典雅热烈，红娘的语言鲜活泼辣，惠明的语言粗犷豪爽，都表现得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