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孝祥与南宋中后期词人

南渡初期，坚定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创作的主旋律。词的“言志”功能得到空前发展，张元干、张孝祥和李纲、胡铨、岳飞等人以慷慨激昂的创作态度关注抗金复国的政治斗争，开辛弃疾爱国词派之先河。

张元干(1091—1161?)，字仲宗，南渡后不屑与秦桧同朝而辞官，自号芦川老隐。有《芦川词》。其后期词作以慷慨悲凉为基调，情绪热烈，境界阔大。代表作《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上书请斩秦桧而遭流放的胡铨壮行，把山河沦陷的悲痛、对国耻民瘼的愤慨、对胡铨义举的支持写得力透纸背，因此得罪奸相，被削籍为民。与他同时的主战派士大夫和抗金将领虽不以词知名，但词作中表现出的坚决抗金、誓死效国的英雄气概，远非一般词人所能及。如岳飞(1103—1142，字鹏举)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不甘虚度年华、迫切要求立功报国的宏愿，表现血洗国耻、收复河山的信心，充分体现了词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质，使无数后继者为之折服。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中过状元，官至中书舍人。曾因上疏为岳飞昭雪下狱，又因反对主和落职。有《于湖词》。

他是南宋初年促使词风转变的词人，为辛弃疾词的前奏。词作或感怀时事，反映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朝廷内部的和战之争，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豪壮慷慨;或吟咏人生情怀，展现坦荡阔大的胸襟，抒发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超旷飘逸。前者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最著名，以急促的节拍，畅快淋漓地抒发激愤不平之情:“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声情激越顿挫，风格慷慨沉雄。相传此词作于建康留守席上，正招募义军的抗金名将张浚读毕，感慨罢席。后者以《念奴娇·过洞庭》为代表:“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冰清玉洁的忠肝义胆和表里澄澈的湖光月色相映衬，清旷之气直逼苏轼。

南宋中期，面对宋金对峙的局面和朝廷内部的和战之争，一批爱国词人以充沛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吟唱对慷慨激烈的战斗生涯的向往，抒发对壮志难酬的现实处境的愤懑。他们以辛弃疾为代表，形成了南宋词坛著名的豪放词派，称为“辛派词人”。重要的“辛派词人”不下数十人，主要有与辛弃疾同时的陈亮、刘过，稍后的刘克庄，更晚的刘辰翁等。他们多用长调，以文为词，惯用壮语。他们的词作意境深厚壮阔，声调高昂悲壮，风格沉郁豪放。他们开创了与婉约词分镳并驰、长期共存的新格局。

陈亮(1143—1194)，字同甫，永康(今属浙江)人。多次上书抗金，与辛弃疾交谊深厚。死前一年考取进士，未为官。有《龙川词》。多是意气豪纵、直抒胸臆之作，往往以词纵论国事，表现以复国为己任的志向，政治倾向性鲜明，风格雄奇豪放。如《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怒斥朝廷主和派，对统一大业充满信心，昂扬激荡，豪气逼人。他乐于以议论为词、以散文为词，开以政论入词的先例。如《念奴娇》(危楼还望)把政论文中的壮言快语加以改写，不假寄托，气势磅礴。其词反映社会的深广度不如辛弃疾词，风格粗豪有余，略嫌质直，沉郁厚重不足。

南宋后期，朝廷以更屈辱的条件获得暂时的苟安，光复中原几成梦想。爱国词作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叹喟和抚今追昔的哀伤，“辛派词人”的后继者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虽也感时伤世，但情调则沉痛悲郁，原来那种富有英雄主义的激昂色彩随之黯淡下去。原可视为中期词人的姜夔引导了南宋后期词的发展方向，他进一步深化词艺，增强了传统词体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力，使词坛走向新变。在他的影响下，格律词派(又称骚雅派、风雅派)应运而生，主要包括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人。他们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词作多注重心境的描写，用比兴寄托抒发凄凉怨情，擅长使事用典，音律严谨和谐，格调高雅脱俗，风格婉约清雅。从总体上看，后期词坛除刘克庄的题材拓展、吴文英的艺术突破外，没有太多的成就。

姜夔(1155?—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是典型的江湖游士。终身布衣，依附萧德藻、范成大、张鉴等达官名臣。为人孤高耿介，诗、词、音乐、书法俱精。有《白石道人歌曲》。

他今存八十余首词。作为飘泊江湖的清客，他在词作中充分表现了真诚高洁的情感、飘然不群雅士风度和清高个性，但在题材上却缺乏拓展。他的忧时伤乱之作表现自己虽落魄江湖，仍不忘国事，渴求统一，有一定的爱国意义，带有下层文人的烙印。如《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以词前小序浓缩的“黍离之悲”概括主旨，以战乱后扬州的荒芜破败与昔日的繁华作比，将扬州之衰归咎于金兵南侵，明确表达了反胡抗金的民族情绪，情调低沉伤感，隐约含蓄。《永遇乐》(云隔迷楼)也是这类词作的代表。他的感伤身世之作再现他一生的羁旅穷愁，带有极其浓重的漂泊之感。如《点绛唇》(燕雁无心)等。他的恋情词的数量约占其词的四分之一，与传统题材的风貌迥然不同:一是词人痴恋的对象单指一位歌妓，表现的是天各一方的刻骨铭心的相思;二是将缠绵悱恻的恋情表达得既深情绵邈，又高洁典雅。代表作有《小重山令》(人绕湘皋月坠时)等。他的咏物词的数量也占其词的四分之一，以咏梅为多，往往寄托政治感慨和人生情怀，空灵蕴藉，意蕴丰富，开咏物词言志之先河。以《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最有名。

他的词兼具清空、骚雅之长。所谓清空，就是遗貌取神，虚处落墨，重视烘托陪衬;所谓骚雅，就是有比兴寄托，能寓意见志。不论写人状景，还是言情咏物，都避免对客观对象的直接描写，而是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追求空灵的神韵，造成虽起伏跌宕却义蕴无穷、意趣深远的艺术效果。但有时过于朦胧，难免空洞生硬之嫌。

他继承周邦彦的词法，力求雅正婉约的传统格调，又有所变化。他的词精致古雅，同时别含清淡乃至荒寒的意趣，风格清雅，被视为宋词刚柔并济的清雅派的代表。与这种风格相应，他常常用凄清素洁的清冷物象，如冷月、寒碧、幽香、烟云等，营造出幽冷的意境，寄寓身世之感和怀人之情。如《踏莎行》(燕燕轻盈)中的“淮南皓月冷千山”，意境寒凉旷远，在恋情词中很少见。他还用淡雅素净的语言来表达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的意趣，以避免华贵艳丽的辞采破坏疏宕清虚的境界和情韵。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官至工部尚书。是江湖诗人中的领袖人物。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其词继承和发展“辛派词人”遗风，“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内容多伤时忧乱，有所开拓。如“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抒写爱国深情;“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满江红》)，同情人民疾苦。艺术上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手法，叙事说理自如，议论恢宏。主导风格是豪迈奔放，雄健疏宕，惜豪放有余，深婉不足，略显粗率。代表作有《贺新郎》(北望神州路)、《清平乐》(风高浪快)。

宋亡时，继承辛词传统的是刘辰翁和文天祥。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濂溪书院山长，宋亡后隐居不仕。有《须溪词》。今存三百五十余首词，大半是宋亡后所作，记录亡国历史，追思故国，表达亡国遗民的悲愤，抒发历史兴亡的感慨。如其《金缕曲》所云:“暮年诗、句句皆成史。”情感较辛弃疾、刘克庄等人更为沉痛，但于沉痛中时见激越悲壮之情。艺术上不假于雕饰，多率真之辞，情感表达生动流畅，具有感人的力量。词作既有辛弃疾豪放遒劲的词风，又有元好问情辞跌宕的特色，被视为宋末“辛派词人”的后劲。代表作有《柳梢青》(铁马蒙毡)、《永遇乐》(璧月初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