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阳修与北宋中后期散文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鼎盛期，古文运动声势渐大，散文名家层出不穷，“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代大家均产生于此时。欧阳修以较高的政治地位、深厚的文学修养、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及丰富的创作实绩成为文坛领袖，彻底根除了浮靡旧习和险怪新弊，确立了宋代散文的基本特点和主导风格，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高潮。其后，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将古文运动发扬光大，完成了诗文革新的历史使命，有力地推动了北宋文学的发展。其中，苏轼对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主体风格的成熟和定型起到关键作用，他的创作标志着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开辟了散文发展的广阔道路。

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一代文宗。他在至和年间入朝任职后，逐渐升迁到执政要位，并多次知贡举，竭诚奖掖人才。他团结梅尧臣、苏舜钦、范仲淹、尹洙等同道，识拔曾巩、苏轼和苏辙等后进，提携王安石、苏洵等人才，在他周围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古文创作队伍。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散文，树立了新文风的榜样。

他主张文道并重，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他所说的“道”仍以儒家道统为旨归，但他并不过多宣扬其伦理道德的意味，而强调它的“切于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要求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这就把“道”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树立了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他又不因重道而轻文，反对理学家把文学当作道统的附属品和传声筒，从而忽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他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强调文学本身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他特别重视感情因素，在总结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的基础上，提出“穷而后工”的理论。认为政治上失意的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尧臣诗集序》)。他主张平易自然，反对尚奇趋险，提倡“文简而意深”(《论尹师鲁墓志》)、“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力求语言的纯洁准确、自然流畅，写作的高度概括、生动形象。

他今存散文五百余篇，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文章文体齐备，题材广泛，内容充实。论说文所占比例最大，包括政论、史论、文论等。或针砭时弊，阐述政治主张;或借古喻今，服务现实政治;或论述创作得失，阐明文学主张，皆有感而发，既有充沛的气势和逻辑力量，又有曲折动人、婉转多致的韵味。如《朋党论》引古证今，分析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是非分明，气势充沛，说服力强;《与高司谏书》批评谏官高若讷诋毁因直言而被贬官的范仲淹，态度鲜明，理直气盛，又欲擒故纵，表达得婉转深曲;《五代史伶官传序》借后唐的先盛后衰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之理，笔力雄健，跌宕顿挫，情见乎辞。

他的记叙文主要包括亭台记、哀祭文、墓志铭等，或描写山水风光的秀丽，或抒发缠绵悱恻的情感，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交融，叙述细腻曲折，感情朴质醇厚。如他为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泷冈阡表》，以母亲委婉亲切的叙述记录父亲的为人和对自己的教诲，情深语挚，自然动人。又如《醉翁亭记》描绘滁州山中的四时景色及其朝暮变化，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作者盛称山水之乐，表达在遭到贬谪的逆境中仍能保持为人大节的坦荡胸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他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骈散相间，浓淡相济，摇曳多姿。其他名篇还有《丰乐亭记》、《有美堂记》、《梅圣谕诗集序》、《祭苏子美文》、《祭石曼卿文》、《黄梦升墓志铭》等。

他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对赋进行改造，突破以往骈赋、律赋的限制，运用纯熟的古文手法来写赋，开创了文赋的新局面。如《秋声赋》是抒情文赋的典范，首节用比喻描摹秋夜的声音状态: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把秋声描写得可见可闻，层次细腻，个性鲜明。其后描绘秋景，借秋气摧杀万物的威力来抒发人生的悲哀。文章吸取传统辞赋的铺张手法，又完全以散文出之，开创了宋代“文赋”的体式，启迪了苏轼前、后《赤壁赋》的创作。从此，历代都不乏文赋佳作。

欧阳修的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笔触多情。如苏洵所言:“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他将建立这种风格作为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由此开创了一代文风。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论文强调致用，把文章视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主张为文应“贯乎道”(《上邵学士书》)，“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却不免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

其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的主张，以议论说理著称。政论文或直陈政见，或指擿时弊，或论辩驳难，切中实质，说理缜密，文气充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代表作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乞制置三司条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的小品短文往往识见高远，有咫尺千里的艺术效果，但立意却不在表现人生情趣方面。如《读孟尝君传》仅四句九十字，却句句转折，将孟尝君所养之士斥为鸡鸣狗盗之徒，出论精警，文笔老辣。《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也不重描写、抒情，而是为说明某些道理而作，立意深刻。他的记叙文数量较少，往往不注重写景状物，而侧重借题生议，因事明理，载道述志。如《游褒禅山记》实际上是游记形式的说理文，用近半的篇幅讨论人生哲理，记游的内容也是为阐明哲理作铺垫，虽然能够给人思想的启迪，但也削弱了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即使如此，王安石的文章也因其独特的风格，在北宋文坛占据重要的地位。他有超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用语净洁朴奥而意无不到，亦无害于笔力的凌厉刚健。议论文字语气坚定，析理透辟，逻辑严密;叙事抒情之作挥洒自如，情理兼备，简明畅达。总之，他以简劲峭拔、雄健奇崛的整体风格而独树一帜。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少时与王安石为密友，后受欧阳修赏识。进士及第后任中书舍人等职。有《元丰类稿》。

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风格都与欧阳修相近，二人并称“欧曾”。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更重视道的作用，讲求经世务实。其文多关注民生社稷，有较浓的道学气。擅长杂记、序文、书启等体裁，以说理、叙事而见长，论证条达委曲、详赡周详，叙事条理分明、简洁凝炼。为文纡徐不烦，简古质朴，雍容平和，深得欧阳修委婉舒和之妙，却缺少情韵悠远之趣。代表作有《墨池记》、《战国策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山(今属四川)人。屡试不第，遂绝意功名。其文得欧阳修揄扬，大器晚成。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有《嘉祐集》。他突破儒家独尊的观念，博取诸子百家之长，不回避义利法术。提倡有为而作，反对“贵华而贱实”(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推重平淡自然。散文以议论见长，擅长策论和史论，如《权书》、《衡论》、《几策》等，“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邵博《闻见后录》)。其文以博辨宏伟见长，发语惊人，说理周详，气势充畅而又曲折多变，有较强的纵横家色彩。还善于用事例或比喻阐述道理，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代表作有《六国论》、《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管仲论》。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颖滨遗老。十九岁与苏轼同登进士第，官至门下侍郎等，仕途较为通达。有《栾城集》。他推崇孟子的“养气”说，更重视外在阅历。散文以政论、史论和亭台游记见长，风格汪洋淡泊，秀隽深醇，纵横有致，“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议论文剖辩明晰，论理稳健，反复曲折。记叙文清丽悠远，疏宕秀杰，纡徐曲折。代表作有《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墨竹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