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北宋诗歌

在北宋，虽然文人逐渐重视词的创作，但它仍被当作“末枝小道”，真正代表士大夫文化主流的是传统的诗文。

北宋初期的诗歌以效仿前代名家为多，基本上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先后出现了三个创作流派，即所谓“宋初三体”。最初兴起的是推崇白居易的“白体”，多是应酬消遣的小碎篇章，也有一些讽喻现实之作，以王禹偁为代表。稍后是模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创作刻意求工，借以表达清高脱俗的人生情趣，以林逋(968—1028，字君复)、九僧(惠崇等，现存《九僧诗集》)等为代表。接着是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多为高级官僚的社交性、娱乐性写作，雍容典雅，深婉绮丽，以杨亿(974—1020，字大年)、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等为代表。总体看来，这一时期除王禹偁的创作取得一定的突破外，总体成就不高。

北宋中期，受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诗歌创作开始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步入繁荣期。这一时期文学变化的枢纽人物是欧阳修，他确立了宋诗的主流风格;而创作成就最高的则是苏轼，他的诗作突出表现了宋诗的显著特点。此外，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作为欧阳修最重要的辅翼，大力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扩大诗歌的创作题材，风格上以古淡平易取代典丽秾艳，“开宋诗一代之面目”(叶燮《原诗》)。其后王安石、苏轼继出，努力开拓宋诗的内在容量和表现形式，使宋诗更趋成熟，并走向创作的最高境界。从此以后，唐音、宋调判然有别。

活跃在北宋后期诗坛的，主要是追随苏轼和受苏轼影响的诗人，但他们的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却与苏轼不同。其中，黄庭坚开创了一种新的诗风，在语言、声律的新奇方面与之前的宋诗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稍后的陈师道主动接受黄庭坚的影响，诗风与之相近。还有许多文人推黄庭坚为宗师，形成了一个有声势的文学流派，因黄庭坚是江西(宋时的江南西路)人而称为“江西诗派”，几乎笼罩了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的诗坛。

欧阳修今存诗八百六十余首，成就虽不如散文那样辉煌，却也不失大家风范，开创了北宋诗风。其诗内容以反映社会问题、咏史怀古、写景寄情为主;艺术上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较多，豪放不足却明白畅达，峭健有余而无艰涩之弊，风格平易晓畅，真率自然;写法上以议论入诗，长短句杂出，讲究转折顿挫和气势贯通，散文化的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如《食糟民》在叙述了官吏用租米酿酒作乐、稻农却买酒糟充饥后云:

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直接通过议论讽刺为官者的失职。咏史诗《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也用类似散文的语句，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表达对朝廷屈服于外力的软弱态度的不满。

他的诗追求表达上的深入浅出和明白易懂，具有平易清新的特色，这与他的散文创作是相通的。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构思严密工稳，意境自然清新，用字平易老辣。

王安石(102l—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进士及第后曾任常州知州等地方官，颇知民情。神宗初年被特拔为参知政事，主持熙宁变法。因新法招致强烈反对，几度罢相。晚年退居江宁。文、诗、词皆佳。有《临川先生文集》。

他今存诗一千五百三十余首，创作有早、晚期之别。早年写过不少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尤其注重对重大政治题材的表现。写作上扩大了古诗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风格朴实硬朗。如《河北民》描写“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的社会现实，揭示边地百姓遭受的双重苦难。《兼并》、《收盐》、《出塞》等反映当时的社会危机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些诗均偏重议论，艺术性不强。

他的咏史诗能从既定的史实中推出独具慧眼的见解，表现政治理想，表达人生感悟。如《明妃曲》其一中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既以美丽风姿的难以描画突出绝代佳人的风华，又以画工的冤死揭示君王的昏庸和残暴，将生动的形象和精辟的议论巧妙融合在一起。

他抒情写景的诗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准，晚年所作尤为精致。如《船泊瓜州》: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在超越时空的心灵感应中烘托浓重的沧桑感，新颖别致。其他如《江上》、《北陂杏花》、《书湖阴先生壁》等也都以工致取胜，技巧圆熟。与前期诗相比，他的后期诗以七绝见称，轻教化而重审美，思辨色彩和议论化的特点相对减弱，形成精神华妙的风格。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父黄庶有诗名，著《伐檀集》。父丧，从舅父、藏书家李常游学。善书法，为宋朝四大书家之一。历任起居舍人等职，因与苏轼关系密切，几度沉浮，客死异乡。有《山谷内集》、《山谷外集》、《山谷别集》。

今存诗一千九百余首，与苏轼并称“苏黄”。题材大体分三类:一是反映国事民生之作。如《流民叹》直笔叙写河北灾民逃难的悲惨情景。但这类诗数量不多。二是交际赠答之作。总体看多是缺乏情思韵味的依韵酬唱或游戏笔墨，也有一些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社会理想。如《和答元明黔南赠别》在叙别情时寄寓了宦海沉浮的忧伤;《送范德孺知庆州》歌颂范仲淹父子的政绩，刻画爱国者的形象。三是袒露自我性情和人格之作。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其一: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展现了诗人历经磨难而不屈服的倔强性格，以及晚年不得意的沉痛、苦涩情绪。这类诗表现诗人卓然独立的精神品格、健康高雅的生活情趣、深厚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及其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艺术价值最高。《登快阁》、《寄黄几复》等均为北宋后期诗歌的佳作。

他认为丰富的书本知识是创作的基础，主张以学问为诗，推崇韩愈、杜甫为文做诗无一字无来处，以“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夺胎”、“换骨”(《冷斋夜话》)为创作的理论指导。所以，他力避俗典，或从冷僻的书籍取材，或翻新人们用惯的典故，或将多个相关联的故实融合起来，营造新的意境。如《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化用了《晋书·傅咸传》、伯牙和子期、阮籍等典故，隐秘而精妙。

他在格律上喜用“拗体”，刻意改变近体诗已定型的平仄格式，有意造成不顺畅的音节和文气，给人奇崛险怪之感，形成兀然独造、瘦硬峭拔的意境和风格。如《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国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滕。

既有《左传》、《史记》的典故，也有韩愈、李贺的诗意;“桃李”两句以纯名词组合意象，对仗工稳，“持家”句二平五仄，“治国”句顺中带拗。这些正有助表现诗人刚正的性格，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腕力。

他很重视炼字造句，语言尚奇生新，力避陈腐熟套，诗作中常见冷僻的文字和奇险的组合方式，体现了“辞必己出”的功夫。如“马齿枯箕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六月十七日昼寝》)、“数行嘉树红张锦，一派春光绿泼油”(《寄别说道》)等。但追求过甚，会产生故作艰涩、味同嚼蜡的弊端。

陈师道(1053—1101)，名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早年受业于曾巩，由苏轼举荐，任徐州教授等职。一生清贫自守。有《后山集》。

他是“苏门六君子”之一，以专心苦吟著称，对诗作极为苛严，今存七百六十余首诗皆呕心沥血之作。其诗题材较狭窄，主要写个人的贫困生活和失意感受。其中抒写关怀亲友的诗，如《示三子》、《别三子》等都情感真挚，朴质无华。他追摹杜甫诗句的痕迹比黄庭坚明显，作品无意于华采，力求减缩字句，锤炼得很深。如《春怀示邻里》: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著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末开花。

在贫居孤寂、春色暄妍的对照中传达出衰老尴尬又不甘寂寞的意绪。

他和黄庭坚并称，既学其讲究技法、意象生新、语言锤炼，又以拙朴的美学追求矫正奇险过甚的流弊，形成瘦硬坚实的艺术风格。但一味追求山谷体的格调而不能驰骋才气，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的局限。

江西诗派指北宋晚期以黄庭坚为中心形成的诗歌派别，由南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该书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还有韩驹、潘大临、徐俯、洪炎、江端友等二十余人，并非都是江西人。宋末元初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提出该派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此派诗人崇尚杜甫，受黄庭坚的影响很大，以其诗歌理论为宗旨，追求生新瘦硬、奇峭艰涩的诗风，在创作中体现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主体风格。但他们过于注重丰富的书本知识和卓越的写作技巧，对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思想价值则有所忽视。江西诗派不仅对南宋诗坛影响深广，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远及晚清宋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