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欧阳修、晏殊及其他词人

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歌筵酒会，市井阶层的娱乐方式，都对词产生了需求。此外，被视为“正宗”文学体式的诗歌和散文开始出现雅化和理性的趋势，而词无关教化与治国平天下，可以弥补文人自由抒发情感的不足。这些都是推动词快速发展的动力。不过，北宋前期数十年，流传的词只有几十首，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等人的词作也缺乏特色。至仁宗时期，词的创作出现兴盛局面，产生了一些名家。其中，晏殊、欧阳修、张先等承袭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虽然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抒情性更强，风格雍容秀雅。柳永的词则有较多的创新，为宋词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十四岁以“神童”赐同进士出身，遍历显职，官至仁宗朝宰相。注重人才，范仲淹、韩琦、欧阳修都出其门下。有《珠玉词》。

他今存一百四十余首词，多为流连光景、歌咏闲适之作，内容比较贫弱。但融入了更多的主观情感和个性色彩，促使伶工词进一步转化为士大夫词。他的修养、地位与冯延巳相似，也喜欢用闲雅疏淡的语言、精致的意象抒写无端的感伤，充盈着深刻的生命体验，意境格外高远。如《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事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展现司空见惯的时空变化带来的微妙感悟，蕴含着难以名状的惆怅与旷达，暗示出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把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也因为有这种特点，被王国维借以形容“成大事业、大学问，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第一境”(《人间词话》)。

他的词即景转情，自然地展开意脉，构成浑然天成、幽约深婉的词境。他选字用词既雍容华丽又清淡自然，具有珠圆玉润的音乐美。他以含蓄典雅的技法修正了五代的艳丽词风，呈显出疏淡清丽、圆融精致的独特面貌，进一步奠定了柔婉典雅的风格在宋词中的地位，不愧“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四岁进士及第，积极参与庆历变法，仕途坎坷。晚年趋于消沉，任参知政事等职，连乞谢事。谥号文忠。他倡导古文运动，是北宋中期文坛的领袖人物。文学贡献以散文为主，诗、词也有影响。

他今存二百四十余首词，收入《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篇》。对词认识不高，视之为“聊佐清欢”的“薄技”(《西湖念语》)，写得轻松自由，成就远逊于其散文和诗歌。词风与晏殊接近，二人并称。题材以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居多，不乏艳冶之作，也有歌咏自然风光、抒发怀抱的作品，较晏殊有所拓展，对改变词的传统风格、加强词的言志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如《醉蓬莱》(见羞容敛翠)表现幽会时少女对爱情既羞怯又渴望的情态，《采桑子》十首描绘颍州西湖美景，《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抒写豪迈放达的情怀。

他的词摒弃花间词派镂金错彩的浮华之气，发挥词体写情细腻的专长，风格深婉清丽，疏宕俊朗。如《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首创叠字法，将暮春景色与少妇惋惜青春逝去的心理融为一体。《踏莎行》(侯馆残梅)写游子对景思怀，由己及人，也是同样的格调。他还以豪宕的笔致抒发情感，如《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具有豪放旷达的特殊风格，开宋代词风风气之先。冯熙《宋六十一家词选》说其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可见他在宋词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张先(990—101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中年考取进士后历任州郡地方官，仕途平顺。有《安陆词》。今存词一百六十余首，题材较单一，多描写花香月色、离愁别恨，以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爱情词著称，时人有“张三中”之评。他早年以小令起势，后来亦写慢词，较多采用铺叙和夸张手法。艺术上追求构思的新巧和意象的独特，给人闲静、朦胧、空灵的印象。由于喜欢用“影”的意象，人称“张三影”。技法上偏重于炼字，多有精巧尖新的佳句，当时即盛传于人。词风在晏殊、柳永之间，没有前者的优雅、后者的俚俗，风格秀美劲峭，韵味隽永。代表作有《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等。他年高寿长，创作体现和推动了词从五代传统到宋代新风的历史性转变，被视为“古今一大转移”(陈廷焯《白雨斋诗话》)，是晏、欧和柳、苏之间的桥梁，在词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