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在中唐文坛，与新乐府运动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以韩愈、柳宗元为领袖的古文运动。

中唐以前，散文的发展主要以骈体文为主。韩愈提出“古文”的概念，指称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文章。它奇句单行，质朴自然，与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浮华绮艳的骈文相对立。贞元至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借助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大力提倡古文写作，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追随者甚多，逐渐压倒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

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密切关系。经历“安史之乱”的衰落后，唐王朝一度中兴，局面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思想比较开放，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危机。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一批具有忧患意识和文才的官吏，如王叔文、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同时要求恢复儒学的道统和“文以明道”的传统，强调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此外，骈文作为中唐以前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在产生之初代表着文学审美观念和文章艺术技巧的进步，也曾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泥沼，思想空虚，内容浮泛，形式华艳。因此，南北朝时期的裴子野、颜之推等就开始反对骈文，至唐代陈子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柳冕等相继而起，提倡文章复古，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韩愈、柳宗元提出了系统而明确的古文创作的理论主张，他们提倡“文以明道”，文道合一，即文章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内容与形式要统一。韩愈倡导“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们还主张革新文体，开创新的文学语言，并对创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韩愈认为师古而不应泥古，“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含英咀华”(《进学解》)，“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惟古于词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提倡气盛言宜。柳宗元要求创作者“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深入社会，了解现实:“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就垂范于世，树立了“古文”的写作典范。在他们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如李观、李汉、欧阳詹、李翱、皇甫湜、吕温、刘禹锡等。

古文运动推翻了骈文数百年的统治，对文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强调道对文的支配作用，以及艺术上的过于求新，难免会动摇文学的独立地位，有时也会催生另一种偏重形式的文风。

韩愈的创作实践了他的文学理论，几乎各种散文体裁都有创新突破。

他的论说文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和其他杂论，内容丰富。《论佛骨表》、《守戒》、《论天旱人饥状》等议论家国之事，《原道》、《原性》、《原人》等阐述哲学思想，《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等评论文学创作，《原毁》、《师说》、《讳辩》等杂说各种问题。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结构紧凑，笔法灵活，有较多的感情色彩，颇有动人之处。如《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乎!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借题发挥，用千里马比喻贤才，寄寓自己的不平之气，写得很有气势。

他的记叙文包括人物传记和墓志碑铭等，佳作颇多。这类文章继承和发展《史记》、《汉书》记事写人的传统，选取事例典型，叙述事件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如《张中丞传后叙》叙述南霁云向不肯出师相救的贺兰进明求援:

……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断指、射塔两个动作的描写，形神毕肖地刻画了人物的刚烈性格。《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都是为志同道合的友人而作。感情真挚，发自肺腑;一人一样，绝不雷同。

他的抒情文多见于祭文、书信和赠序中。《祭十二郎文》突破惯用骈文或四言韵文作祭奠之辞的陈规，用如泣如诉的散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悼念亡侄，写尽家族衰落、死者早夭、自己未老先衰的酸楚悲伤，文笔曲折入微。其中初闻噩耗时那种将信将疑又不能不信的心理描写真切感人，最后道: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咏叹生死相隔，情意刺骨，无比哀切。《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之口，把权贵穷奢极欲和小人奉迎拍马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极尽嬉笑怒骂、揶揄嘲讽之能事，充满了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和批判精神，被苏轼称为唐代第一奇文。

他还有一种类于传奇小说的文章，幽默诙谐，带有游戏色彩。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送穷文》等，用虚构、拟人等手法寄托身世慨叹，讽刺世俗情态，影射社会矛盾，是古代文坛难得的有趣文章。

韩愈散文的构思章法奇诡多变，往往根据立意需要而“戛戛独造”，时而以重笔造成陡然而起的气势，时而像从远处迂回而来，时而又有条不紊地渐次推进，可谓篇无定局，文无定式。他还擅长设计各种句式造成自由多变的节奏感，做到了句无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语言创新能力，既创造性地吸取古代词语，又善于提炼当时的口语，创造出不少生动鲜活的新语汇。如“佶屈聱牙”、“动辄得咎”、“同工异曲”、“痛定思痛”、“不平则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蝇营狗苟”、“弱肉强食”等妙语警句，都成为常用的成语，沿用至今。韩愈打破一切陈规陋法，选择最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和创新语汇，形成了雄深雅健、恣睢肆意的艺术风格，如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云:“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虽然他的一些文章因贪求古奥、新奇过甚而有生僻艰涩之嫌，但不妨碍他成为备受后世敬仰的一代宗师。苏轼谓其“文起八代之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刘熙载称他“实集八代之成”(《艺概》)。

柳宗元的散文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游记四类。

体现“明道”作用的论说文文学性不强，大多阐述其政见和哲学观点，笔锋犀利，论证严密。如《封建论》针对藩镇割据的社会现实，论述“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指出前者取代后者的历史必然性，驳斥封建世袭制的谬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苏轼《论封建》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

他的寓言继承和发展先秦诸子的写作传统，寓哲理于形象中，短小精悍，艺术性强。《三戒》、《黔之驴》通过麋麑、老鼠、驴子等动物，借题发挥，揭示了现实社会中那些依仗权势、不学无术、胡作非为、外强中干者的可憎面目和悲惨下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类作品善于抓住各种动物的某些特性予以夸张，或针砭时弊，或鞭挞丑类，或剖析人情，立意新颖奇特，讽喻生动隽永，语言幽默犀利。如《蝂传》:.者，善负小虫也。得遇物，辄持取，/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抓住蝂喜负物、好上高的特点，一针见血地讽刺那些追求名位、贪得无厌的亡命之徒。由于柳宗元的大量创作，寓言才得以从历史、哲学和政论著作中分离出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可以说，他是中国寓言文学的完成者，对后代影响很大。

他的传记大多借此喻彼，托物寓意。如《梓人传》用梓人得心应手的指挥技艺论述宰相之道，《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种树的原理阐述为官之道，《宋清传》以宋清恪守诚信经商之道抨击市侩习气。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事迹既有真实的基础，也有虚构的成分，有些还带有一定的夸张。这类作品立意深刻，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如《段太尉逸事状》歌颂主人公不畏强暴、爱护民众的品质，谴责骄兵悍吏残害百姓的恶行;《捕蛇者说》以毒蛇比赋税，通过揭示蒋氏宁死于蛇而不愿纳税的痛苦心理，揭露“赋敛之毒有甚于蛇”的现实，对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最具文学价值的文章是山水游记，以《永州八记》为代表。这些游记不仅描绘了自然山水的宁静清新，姿态横生，而且借以抒情寓意，写心言志，是游记中的骚体之文。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0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椒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景色孤洁清雅，环境清幽安宁，情调凄清忧怨。《钴潭西小丘记》叙述“剷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表达发现和开拓美好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描写“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赋予无知的群石以蓬勃的生命意志;议论“以兹丘之胜，……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传达美好事物被冷落的不平之气，是作者长期谪居和悲愤心情的影射。与六朝小品客观、粗略地模山范水相比，他的这些游记笔触更细腻，描绘更精炼，刻画更传神，人与山水的结合密不可分，在历代山水游记中具有开创新局面的意义。

柳宗元的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立意深刻，构思新颖，行文简明。从总体上说，艺术风格呈现出雄深雅健、精警犀利、冷峻峭拔的特点。他自言其文能“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旧唐书·柳宗元传》称其文“精裁密致，璨若珠贝”;林云铭说他“笔笔锋刃，无坚不摧”(《古文析义》)。和韩愈一样，他也有好用生僻古奥字词的缺点，部分文章流露出消沉的情绪。

韩愈、柳宗元以后，古文运动没有延续良好发展的趋势。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人片面追求奇异怪僻，古文创作走向衰落。到晚唐，骈体文复兴，只有继承柳宗元寓言传统的讽刺小品放射出批判现实的异彩，涌现出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