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是相对汉魏旧体乐府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它始创于杜甫，元结、顾况又有所发展，是元稹、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兴起于贞元、元和之际，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他们顺应时代要求，有意识地运用新体乐府的形式反映现实问题，揭露社会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他们放弃盛唐的理想主义而直面现实，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创作主张，形成了一个以尚俗崇实为主要特色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元结(719—772，字次山)是盛唐和中唐文坛重要的过渡人物，《系乐府》十二首、《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用质朴的语言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农村的凋敝。顾况(727?—?，字逋翁)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囝》、《弃妇词》等均表现民生疾苦。他们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反对淫靡的形式主义诗风，对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开拓作用。

张籍(766?—830?，字文昌)的乐府诗内容丰富，《野老歌》、《促促词》、《征妇怨》等广泛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王建(766?—830?，字仲初)诗歌取材更为广泛，尤其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田家行》、《水夫谣》、《当窗织》等将百姓的痛苦、忧怨和愤恨诉诸笔端。他们是中唐较早写作新乐府的人，因题材和风格相似，并称“张王乐府”。他们的乐府诗多为短篇七古，善用比兴和白描手法状写俗人俗事，以及人物的内心活动，语言既通俗凝练又清丽深婉，对元稹、白居易产生了直接影响。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今属河南)人。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早年因触怒宦官被贬，中年后仕途顺达，一度任宰相。其《乐府古题序》、《进诗状》、《故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的诗论与白居易相同，虽然系统和全面有所不及，但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有积极影响。他不少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写在白居易之前，代表作有《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等。著名的《连昌宫词》是受白居易《长恨歌》启发创作的叙事长诗，讽喻统治者的荒淫误国之意明显。这些诗在内容的深广度、批判精神、形象刻画等方面不如白居易。真正代表他诗歌成就的是艳情诗、悼亡诗，《行宫》、《离思》、《遣悲怀》等写得哀艳缠绵，真切感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一生以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且遭战乱，颠沛流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官。曾与元稹写成《策林》七十五篇，力主改革时政，并有意识地写下大量讽谕诗，作为奏疏的补充。不料招致权贵的忌恨，因上疏亟请究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贬为江州司马。

从此失望消沉，尽管后期多次上书言事，在地方官任上也颇有政绩，但已无兼济天下的热情，以诗酒自娱，栖心佛老，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在江州所作《与元九书》系统总结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但也结束了他所主张的那类政治诗的创作。为避免卷入党争，他自请外任，出守杭州、苏州。晚年定居洛阳，终以刑部尚书致仕。有《白氏长庆集》。

“新乐府”一词出自白居易的《新乐府序》，他的诗歌理论集中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林》、《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中，以《与元九书》最全面完整。其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主张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同上)的历史使命。二是讽谕美刺的创作内容。他指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强调诗歌要干预现实生活，反映民间疾苦，希望诗人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未尝著空文”(《与元九书》)。三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他指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同上)强调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反对单纯追求形式:“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倡导质朴核实的诗风，反对淫靡华伪:“尚质抑淫，着诚去伪。”(《策林》)

他的诗歌理论为后代诗人指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但也有忽略诗歌艺术特性的倾向。

白居易存诗三千八百余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五十一岁时亲自整理编集，将所写诗歌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其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批判意义的诗编为“讽谕诗”，有一百七十多首，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为代表。这些诗大多取材于现实，揭露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抨击豪门贵族的骄奢淫逸，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如《观刈麦》、《轻肥》、《买花》、《红线毯》、《杜陵叟》、《新丰折臂翁》等。《卖炭翁》很具有代表性: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在平直的叙述中暴露“宫市”这种掠夺百姓财物的无赖方式。这些诗大多一篇咏一事，事件典型，主题鲜明;善于用细节和心理描写塑造人物形象，用对比手法突出矛盾、深化主题;以叙事为主，灵活使用各种表现方式，或将叙述与议论、抒情结合，或用议论“卒章显其志”，或寓议论、抒情于叙事中;语言通俗平易，风格平实率真。

最能代表其诗艺术成就的，是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作者把它们列在“感伤诗”一类。当时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语，可见这两首诗流传的广泛程度。

《长恨歌》根据史传和民间传说的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铺写而成。前半部分写实，讽刺玄宗耽于酒色，怠弛政事;后半部分融入更多的浪漫想象，吟咏生死悬隔的恋情，点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题旨，抒情气氛浓郁。

《琵琶行》通过一个曾在京城名噪一时的歌妓飘零憔悴、沦落天涯的不幸遭遇，表现对被侮辱妇女的深切同情，抒发自己蒙冤遭贬的愤闷。诗中精彩的音乐描写历来为人们所激赏，一连串精妙的比喻把转瞬即逝的乐音表现得声情并茂，沟通了弹者、听者与读者的感情，写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失落之感，丰富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意蕴。这些诗结构精致，情节曲折，形象鲜明，描写细致，较多地运用传奇的环境描写、气氛渲染、心理刻画等手法，较少用典，语言流利自然。

他编为“闲适诗”和“杂律诗”的作品数量最多，大多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怀。这些诗虽有不少宣扬安天乐命的消极成分，意蕴单薄浅近，但其中的佳作大都用自然流转的语言，表达略带理趣的人生感悟。如《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寓意隽永，耐人寻味。其他如《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大林寺桃花》等，即景寓情，清新可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