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唐后期诗歌

后期指贞元末年至大和，以元和年间为中心。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出现了创作取向相反的两大诗派: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浅显平易一派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崛险怪一派。同时，李贺的奇谲怪诞、刘禹锡的雄豪苍劲、柳宗元的简淡幽峭，也自成一家。后期诗人的创作与初、盛唐诗有更明显的差异，“元和诗风”的提法就是印证。

韩孟诗派除韩愈、孟郊外，还有贾岛、卢仝、刘叉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昌黎，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十年后授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后因上书言事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817)随斐度平淮西有功，迁刑部侍郎。后又因上表言事，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官至吏部侍郎。谥文公。有《昌黎先生集》。

其诗歌成就虽不如散文，却开宗立派，显著改变了古典诗歌的面貌。留存的三百多首诗，反映了中唐复杂动荡的社会生活。如《汴州乱》、《送侯参谋赴河中幕》谴责藩镇作乱，歌颂平叛战争;《猛虎行》、《归彭城》揭露政治腐败，表达伤时忧国之情;《华山女》、《谢自然诗》批评佛老思想、迷信习俗的危害;这些诗与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其独具个性的还是大量酬赠抒怀、写景记游的诗。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无罪被贬的凄怆悲愤之情充盈于字里行间。又如《山石》铺叙往还山寺的所见所感、《南山诗》描绘终南山的灵异缥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把春景写得清新隽永、诗意盎然。

“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首先，把常用于散文的记叙铺陈运用于诗中。如《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句铺排山火的蔓延、野兽的逃窜，完全采用了赋体手法。其次，在诗中多发议论。如《山石》末尾写游山后的感受:“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在议论中抒情，表达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再次，将散文句法引入诗中。如《嗟哉董生行》有“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的诗句，诗歌的韵律完全被打破了。

为避免诗歌因散文化而流于平滑，韩愈着意追求怪奇险恶的艺术境界，力矫大历纤弱的诗风，开创了奇崛奥衍一派。如其《调张籍》所言:“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他爱用奇字拗句，喜押险韵，有意避熟就生，力求因难见巧。如“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他善于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想象奇异，气势磅礴。如《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描摹得光怪陆离，令人耳目一新;《答柳柳州食虾蟆》描写丑陋的虾蟆“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疱。跳踯虽云高，意不离泞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形象尤为奇特。

“以文为诗”是大胆的创新之举，增加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丰富了诗歌的风格流派，对宋诗有很大影响;务去陈言，力求创新，也顺应了诗歌健康发展的方向。但生搬散文笔法，刻意求新逞奇，甚至佶屈聱牙，却不仅破坏了诗歌原有的音乐性和形象美，有时还令人不堪卒读。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曾隐居嵩山，后在中原、江南漂泊，行踪不定。四十一岁应进士试，五年后及第。后任溧阳尉等职，元和九年得暴疾而卒。有《孟东野集》。

孟郊比韩愈年长十七岁，其诗为韩愈所称道，是韩孟诗派的先驱。他认为诗歌创作应“下笔证兴亡，陈辞备风骨”(《读张碧集》)，现存的四百多首诗不仅表现其穷愁潦倒的苦难生活，而且对现实社会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充分表现了他生活的困窘，《秋怀》十五首、《叹命》、《秋夕贫居述怀》等都是其贫病饥寒的真实写照;但他不因穷困而附炎趋势，丧失操守:“君子业高文，怀抱正多思。砥行碧山石，结交青松枝。……愿存坚贞节，勿为霜霰欺”(《答友人》)。《寒地百姓吟》的“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与《长安早春》的“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构成鲜明对照，揭露尖锐的阶级对立;此外，《乱离》、《伤春》表现战乱使百姓家破人亡，《伤时》、《择友》抨击世道险恶和人情淡薄……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与一般文士的无病呻吟不同，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穷困潦倒的生活、艰难险恶的世道、悲悯天下的情怀迫使孟郊走上“苦吟”之路:“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讎。”(《夜感自遣》)他的“苦吟”既是对坎坷命运的倔强抗争、对冷酷现实的深恶痛绝，也是扫除大历纤弱诗风、创新词、开新调的艺术探求。他不写律体，专工五古，追求“入深”、“升险”、“搜胜”、“逃俗”(《石淙》其二)的审美趣味，常常以出人意表的想象和异乎寻常的方式抒情达意，使诗歌形成思力深刻、意境幽僻、造语新异、风格峭硬的特色。虽然他也崇尚奇险，也爱“以文为诗”，但与韩愈相比，他的古拙与奇险中更有一种凝练与平易的因素，一些议论也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甚至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晓畅的语言使议论富有情韵，奇妙的哲理获得了久远的传唱。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早年为僧，名无本。后还俗应试，累试不中。曾任遂州长江(今四川蓬溪)主簿等职。有《长江集》。

贾岛历经八朝，但在他留存的近四百首诗中，几乎看不到当时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现实，可见他冷漠回避的态度，这在部分中晚唐诗人中具有代表性。他的诗主要抒写他穷愁潦倒的境况、屡试不第的愁怨，以及与朋友的交往，也有少量抒发报国之志的作品。

贾岛与孟郊齐名，苏轼以“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评价他们的诗风，指出了二人的共同追求。贾岛继承孟郊的苦吟精神，做诗务求新异，善于借荒凉枯冷的景象抒写孤寂凄清的心境，风格清苦奇僻。尤其注重字句的推敲琢磨，关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幽居》)的“推敲”传说，以及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下自注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都生动反映了这一艺术追求。他因此锤炼出一些佳句，如:“雪来松更绿，霜降月弥辉。”(《谢令狐绹相公赐衣九事》)“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寄朱锡珪》)。与孟郊相比，他更注重艺术表现，能在穷思冥搜后以新巧而不怪诞的语句出之;他把孟郊五古的意境和风格引入自己擅长的五律创作中，别开生面;他视诗歌如生命:“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将之作为摆脱生命苦痛、弥补生活缺憾的手段，赢得晚唐苦吟诗人的普遍推崇。但是，他的诗歌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专以炼字铸句为胜而疏于完整性的艺术构思，造成有佳句而无佳篇的缺憾。所以，他的创作成就实际上不如孟郊。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与柳宗元同等进士第，两人均为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元和元年(806)，与柳宗元一起被贬，谪迁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此后在外任职，长达二十余年。至大和二年(828)回长安，官至太子宾客。有《刘宾客集》。

他存诗八百余首，咏史诗颇多杰作，寓意精警，语言平易，历来为人称道。如《金陵五题》其三《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故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议论与形象有机结合，在景物中寄寓王朝兴废的千古隐忧。这类诗还有《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金陵怀古》等。他的政治讽刺诗寓意深刻，锋芒毕露。如《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借景色的变化嘲弄政敌如昙花一现，洋溢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其他如《昏镜词》、《飞鸢操》、《聚蚊谣》等都发挥比兴美刺的功能，深于影刺，题旨鲜明。他的民歌体诗独具特色，取材脱俗，情调活泼，语言清新。如《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用谐音双关语表现对情人既依恋又疑虑的心绪，别有情致。《浪淘沙》、《堤上行》、《踏歌词》等也生动表现了湘鄂巴蜀及江南的风土人情，风格明快。

刘禹锡的诗风不拘一格。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云:“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的咏史诗、政治讽刺诗确实有一种沉雄苍劲的风骨和昂扬俊爽的气概，这种风骨和气概来自他傲岸不屈的性格和乐观奋发的精神，即使长期遭到贬谪，也始终傲兀不屈，绝不沉沦自伤:“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悲凉沉郁中不失豪劲骨力，毫无哀苦凄恻的情调。这种刚健爽朗的风格在《秋词二首》其一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把传统的“悲秋”题材写得英气勃发，实为难得。而他的民歌体诗既有民歌的清新自然、活泼开朗的特点，又有文人诗的细腻、精致与华美，风格清雅明快。

他的诗歌多寄托遥深，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相当娴熟。他的咏史诗在景物描写中往往含蕴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深沉的忧思情怀。他的政治讽刺诗更常常托物兴讽。如《戏赠看花诸君子》用桃树讽刺气焰煊赫的满朝新贵、《飞鸢操》托禽鸟笑骂权奸、《聚蚊谣》借蚊虫讥讽世俗小人。

他的七律、七绝成就最高。七律苍劲浑厚，气韵沉雄，于杜甫、李商隐之外，独擅胜场;七绝精炼警策，寓意深长，上接李益，下启杜牧。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等职。王叔文改革失败后遭贬谪，先后任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柳州刺史，病卒于柳州任所。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大多作于被贬官之后，抒发离乡去国的悲愤抑郁和思乡之情。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在荒远凄迷的景象中融入了无法排遣的孤愤和难以传达的牵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别舍弟宗一》、《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都表现了长期被放逐边地痛苦乃至绝望的心情。他的感时伤世之作与现实紧密相联，寄寓了他深沉的忧患情怀。如《田家三首》其二云:“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真实反映了压在农民身上苛重的赋税和胥吏雪上加霜的无情压榨。《韦道安》、《笼鹰词》、《咏史》都是讽刺现实之作。他的山水诗营造清静幽寂的境界，借以消除现实的困扰，传达孤高悲愤的心情。如《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空旷孤寂的寒江垂钓的蓑笠翁，无疑是诗人超尘绝俗形象的自我写照。《渔翁》中那潇洒悠然的渔翁身上，也寄托了诗人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

柳宗元信奉的儒家价值观和他坎坷的人生遭际构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对理想的难以忘怀使他无法在佛道和山水中得到真正的解脱，于是浓烈深沉的哀怨在淡泊闲适的生活中得不到宣泄，内心的苦痛越发沉重:“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这种情感诉之于诗，就有内在感情强烈深沉、表现形式简淡峻洁的特点。对此，苏轼评曰:“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他的诗歌像陶渊明、韦应物诗那样简淡清新，但“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沈德潜《唐诗别裁》)，多了一层冷漠空寂，而且写得凄清幽峭，又与他们有所区别。他笔下有许多清冷的意象，如“残月”、“枯桐”、“寒花”、“霜露”、“黄叶”、“幽谷”等，也常常出现表达凄郁之情的词语，如“寂寞”、“愁思”、“愁肠”、“别泪”、“残魂”、“凄凄”等，两相结合，就使诗歌具有了自己的独特面貌。

李贺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是孟郊之后又一位苦吟诗人，还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出身于旁支远裔的宗室之家，父李晋肃早亡，家境贫寒。早慧多才，七岁即以辞章名动京邑。因须避父讳不能考进(谐“晋”音)士，韩愈为作《讳辨》，却只能弃考。做过三年奉礼郎，贫病郁愤，英年早逝。有《李长吉歌诗》。

李贺存诗二百余首，中心内容是倾诉怀才不遇的悲愤，批判压抑人才的社会痼疾。他有用世济时之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其五)但“天荒地老无人识”(《致酒行》)，非常痛苦。《秋来》诗云: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在凄婉幽冷的意境中传达出千古才人怀才不遇的深广悲恨。《马诗二十三首》以马为喻，表现贤才的用世之志和不被赏识的凄苦与愤慨:“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大量描写神仙幻境和鬼魅世界，是李贺诗最具特色的内容。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就寄希望于幻想的天国:“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这些瑰丽缥缈的仙宫概括了诗人对理想生活的憧憬，而阴森凄寒的鬼界则是黑暗现实的投影:“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

他还有一些暴露统治者残暴荒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如《猛虎行》、《吕将军歌》、《苦昼短》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皇帝求仙都有所讽刺;《感讽》其一在揭露贪官污吏肆意敲诈的同时，写出了“越妇”的无奈和苦楚，颇类杜甫的《石壕吏》。《老夫采玉歌》云: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展示采玉工冒死采玉的心理，立意精警，刻画新颖而细腻。

他名篇还有不少，如《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苏小小墓》等。

李贺兼采众长，继承屈原、李白的浪漫精神，熔铸六朝宫体的浓艳细腻、杜甫的琢炼、韩愈的奇险，独辟蹊径，形成了幽峭冷艳、奇崛怪诞的独特风格。他的诗有惊人的想象力，幻想奇特荒诞:太阳发出玻璃之声、能用剪刀裁天、可在天际钓鱼……附着了天才诗人不可理喻的病态特征。诗歌的构思不拘常法，结构跌宕跳跃，章法的变换、意象的组合摆脱了时空限制，超越了现实逻辑，完全以诗人的意绪流动为线索，变幻莫测，需要读者的联想去思索演绎，才能体味到诗人那难以平静的灵魂。他炼词用字力避平俗，刻求峭奇，以便获得石破天惊的效果。他在事物的秾丽色彩和怪异情态上着力:颓绿、笑红、酸风、香雨，夜紫、鬼灯、天老、玉泣……新奇突兀，冷艳凄楚。加上精妙绝伦的比喻、象征、夸张、拟人、移情、通感等手法的运用，形成了“长吉体”迥然异趣的一家风格，对晚唐诗风、词风影响甚大。但过于追求奇异，也造成了诗意的晦涩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