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杜甫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广泛反映了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社会现实，被誉为“诗史”;他在诗歌艺术上集前人之大成，享有“诗圣”的声誉。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是西晋名将、京兆杜陵(今西安西南)人杜预的十三世孙，祖父即武后时期的名诗人杜审言。“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确立了杜甫追求仁民济世和创作成就的人生目标。一生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读书和漫游时期(712—745):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刻苦自砺。七岁即作诗文，十四、五岁开始与前辈文人结交。二十岁南游吴越，四年后返回洛阳，举进士不第。次年东游齐、赵，过了五年“裘马颇轻狂”的日子。三十三岁在洛阳结识李白，结伴出游梁、宋一带。这是杜甫生活最放浪无拘的时期。

困守长安时期(746—755):三十五岁赴长安科考，因李林甫操纵考试而落选。为寻求出路乞求权贵引荐，但无结果。生活困顿，倍感羞辱，对现实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天宝十年(751)向玄宗献赋，受到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直至四年后才被任命为河西尉，不受，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官职卑微，大失所望。

被俘和为官时期(756—759):“安史之乱”爆发后，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便只身前往。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第二年四月逃至凤翔，任左拾遗。不久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于乾元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因战乱和饥荒弃官，漂泊至成都。

漂泊西南时期(760—770):在蜀期间，主要靠严武、高适、裴冕等友人资助维持生活。卜居成都第二年，在浣花溪营建草堂，度过了两年多安逸的日子。后因徐知道叛乱，避乱梓州、阆州等地。广德二年(764)重返成都草堂，由严武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次年因严武去世至夔州，三年后又因巴蜀内乱而南下，漂泊于湖北江陵、公安及湖南岳州(今岳阳)、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一带，最终病死于湘江上的旅舟。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占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二。有《杜工部集》。

受家庭影响，杜甫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忠君爱国、匡时济世、仁民忧民之心始终不渝。但他没能突破伦理纲常的藩篱，往往把政治理想、爱国精神和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对封建君王有愚忠和美化的成分。此外，受时代因素影响，他多与佛教、道教中人交往，也有一些佛、道思想。

杜甫留存的一千四百五十余首诗，真实记录了他饱经丧乱的一生，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内容博大精深，不愧为一代“诗史”。

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往往在五光十色的生活表象中，敏锐地觉察到潜伏的危机，大胆地加以表现。如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表明诗人最为系念的是天下苍生，“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揭示权贵追求享乐生活的荒淫和置家国、臣民于不顾的昏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展现贫与富的截然对立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一切都暗示着时局陷入极危险的境地，他不由得担忧“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这一社会动乱即将到来的预感在几天后爆发的战乱中得到了验证。而“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意未已”(《兵行车》)的警告、“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的建议、“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期待，都出于满腔的爱国热忱。

他在大胆揭露统治者罪恶的同时，表现人民经受的种种苦难，并揭示其中的根源。他虽有浓厚的忠君意识，但上至皇帝下到各级官吏都成为他批判的对象:“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释闷》)。他全方位地表现徭役、租税、征战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寄寓着深切的同情。“三吏”、“三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杰作，集中体现了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生活。那无人相送的瘦男、被抓应役的翁媪、新婚即别的新妇、无家可别的老兵，令人过目不忘。他广泛地表现了众多下层百姓的真实生活，是其他诗人无法相比的。他还对造成百姓贫困的原因进行思考，认为最本质的根源当是阶级的对立和压迫，所谓“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主要原因在于无节制的开边战争、无休止的征戍徭役，以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谷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儿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分析得较为深入。

杜甫也写了不少写景咏史、咏物题画和思亲怀友的诗。《登高》、《望岳》、《蜀相》、《春夜喜雨》、《观曹将军画马图歌》、《登岳阳楼》、《梦李白》、《月夜》等都流传千古。

杜甫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善于选取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从而揭示出它的本质特点。他的叙事诗善于采用铺陈的手法，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博大精深的思想情感浓缩在具体的场面或人物上面，运用真实细腻、精确传神的细节刻画，再现社会生活。他的抒情诗常常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为一体，真实地传达出诗人的主观情感与思想倾向。

他的诗歌风格多样，自然清新、明快质朴、婉转流丽、雄浑苍劲兼备，以“沉郁顿挫”(杜甫《进雕赋表》)为主。其诗大都蕴含着饱经忧患、感时伤乱、心系天下的深广忧愤，这些博大、深沉、厚重的思想情怀首先蕴涵、郁结于诗人的心胸，再以百转千折、吞吐跌宕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诗歌充溢着凝重深厚的悲剧气氛，给人以含蓄深远、波澜老成的艺术感受，产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的效果。

他的诗歌众体皆备，并都有所发展创新。乐府诗摆脱了六朝以来陈陈相因的俗套，对中唐新乐府运动而言有开拓之功;古体诗不袭用古题，而是即事名篇，更富有生活气息，且较长的篇幅表达了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律诗数量最多，七律成就最高，因为他扩大了这种诗体的题材范围，完善了声律体制，各种技法的运用也很自如。

他的诗歌语言精工凝练，丰富多彩。他表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把对语言美的追求与个体的生命价值联系起来。他力求用语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有份量和深意，做到字字工绝，句句千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他遣词造句生动形象，或明白晓畅，或绚丽多彩，或苍劲深刻，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