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唐四杰与陈子昂

唐代初期的宫廷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宫廷文人大多承袭齐梁浮艳诗风，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宗朝的虞世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及中宗时的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上官仪(608?—664，字游韶)的诗多是应召之作，风格“绮错婉媚”，有“上官体”之称;杜审言(645?—708，字必简)在“文章四友”中成就较高，与沈佺期(656—713，字云卿)、宋之问(656?—713?，字延清)等人创作了平仄协调、合乎粘附规则的诗篇，对律诗定型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时真正跳出宫廷牢笼，突破初唐诗风的是王绩。

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县)人。隋末大儒王通之弟。隋、唐之际或仕或隐，有济世之志，但仕途不得意，见世乱而归隐。有《东皋子集》。诗多以平淡自然的语言吟咏闲适之情，寄寓落寞孤寂的情绪，给宫廷诗风风靡一时的初唐诗坛上吹来一股新鲜风气。杨慎之《升庵诗话》称他是“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如《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创造了一种宁静淡泊的意境。这是贞观时期最早的五律，沈德潜《唐诗别裁》云:“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

唐高宗、武后期间，反映中下层士人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初唐四杰”:王勃(650—676)，字子安，王绩侄孙，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虢州参军等职，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曾任盈川令，有《杨盈川集》;卢照邻(634?—686?)，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人，官新都尉等吏职，有《幽忧子集》;骆宾王(?—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曾任武功、长安主簿，有《骆宾王文集》。

他们都才高志壮，“以文章齐名天下”，却仕途坎坷，屡遭打击;都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反对上官体纤巧绮靡的流弊，提倡刚健骨气的风格;都注重咏叹人生、抒发志向、宣泄不平，拓展了诗歌创作的题材。

他们都努力探求适合表情达意的诗歌形式，擅长长篇歌行和五言律诗。其中，卢照邻、骆宾王的贡献在于发展歌行体，催发了刘希夷、张若虚的写作;王勃、杨炯是五律的奠基人，直接影响了沈佺期、宋之问。

“四杰”的七言歌行改变了宫廷诗人以应制颂美为主的创作倾向，代之以独抒怀抱的慷慨多气，往往写得气势宏大，音节流宕，工丽整练。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托古喻今，以华丽流动的笔调铺陈长安的繁华，揭露贵族的奢侈，感慨富贵的短暂，发泄寒士不遇的不平。其中有:“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反省深沉，批判冷峻，已超出宫体诗所能容纳的内容了。另一首《行路难》也蕴含着强烈的历史兴亡之叹，“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的议论跨越古今，超越个人生活而思索人生哲理，胸怀开阔，气势壮大。骆宾王《帝京篇》表现了与《长安古意》相似的主题，但思路更开阔，浓烈的感情贯注在对历史人生的思索中，对自己沉沦下僚的愤懑不平使诗歌具有激越昂扬的内在气势。其他如骆宾王的《畴昔篇》、王勃的《采莲曲》和《滕王阁》等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四杰”的五律或表现送别，于伤别之外洋溢着昂扬的气概;或立意边塞，透露了雄杰气概和慷慨情怀;或借以咏物，改变了原来的游戏倾向。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没有低沉忧伤的离别情调，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境界阔大，心境开朗，写出了具有哲理的人生情怀。又如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类作品可谓盛唐边塞诗的先驱，把立功边塞的志向和慷慨情怀表现得十分强烈，为诗歌注入了豪迈的意气。再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寄托了年华空自消磨的人生感慨。此外，他们的一些五绝，如王勃的《山中》、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等都堪称上乘之作。

在创作风格上，“四杰”各具特色，如陆时雍《诗镜总论》所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他们沿袭六朝诗风，也作了有力的改造，反映了唐王朝上升时期的审美情趣，对唐诗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肯定“四杰”的历史地位时所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继四杰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中改革齐梁诗风的是陈子昂。陈子昂(659—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出身富豪之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官至右拾遗，曾两次从军。敢于直谏，最终冤死狱中。有《陈伯玉文集》。

他不仅像“四杰”那样批判六朝诗风，而且对诗文革新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认为“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应该创作出像“正始之音”、“建安作者”那样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之声”的作品。可见他主张诗歌要有充实健康的内容、遒劲刚健的风格，以及优美的声律和词采。这是富有时代精神的进步文学观，在复古的旗帜下，指出了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

他的作品正是其革新主张的具体实践。代表作有《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等。其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对理想的热切追求，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概，对人生境遇的体验尤其深刻。善用比兴寄托，意境宏阔苍凉，语言古朴简练，风格刚健雄浑。如《感遇诗》其三十六和《登幽州台歌》: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前者生动描画出自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精神面貌;后者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凸现孤傲的自我形象。

在陈子昂力图重振汉魏风骨的同时，刘希夷和张若虚诸人仍沿着南北朝诗歌固有的方向朝前拓展。他们在诗歌意境的创造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并使歌行体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刘希夷(651—679?)，汝州(今河南临汝)人。擅长的七言歌行多表现从军和闺情。代表作《代悲白头翁》充满青春感伤的情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具有回环跌宕的隽永意蕴。张若虚，扬州人，生卒年不详。开元年间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今仅存两首诗，凭借《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成大家”(王闿运《王志》)。诗歌以良辰美景衬托离愁，在江月与人生的对比中显示人生短暂，创造出精致自然、幽渺澄澈而又韵味无穷的诗境，体现了不凡的创造力，预示着唐诗高潮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