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指记述神仙鬼怪、妖魔异物、佛法灵异等内容的一类小说。这类小说中保存了很多民间的故事传说，也带有很深的封建迷信色彩。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十分兴盛，仅现在保存下来的就达到了三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志怪小说在当时盛行是有社会现实原因的。首先，封建迷信思想和宗教崇拜深入人心，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古人迷信上天，凡遇大事都要占卜，向上天乞求答案，从事这类活动的巫人往往被认为具有沟通天人的能力，他们的巫术也被认为十分灵验;秦汉时方术的流行使与神仙有关的故事层出，故事中宣扬神仙之说，鼓吹长生不老之药;另外东汉时道教在我国的建立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都在魏晋时期的社会上产生了深广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有关神仙、丹药、佛法等之类的故事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开去。以上种种都成为了志怪小说的创作素材。志怪小说中不少就是道士、佛教徒的作品，他们讲述神仙道术、妖魔鬼怪、佛教灵异，以此来证明神仙和佛祖的神威，旨在宣传宗教迷信。其次，魏晋南北朝是个十分动荡的时代，战乱频繁，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他们常常要与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作斗争。因此，他们往往充满了奇思异想，希图借助神鬼妖魔的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痛苦，获得幸福的生活。

尽管志怪小说表现出诸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其中也有不少优秀作品，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表达人民真实情感和美好情操的部分是值得肯定的，对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叙述铸剑巧匠莫邪为楚王铸剑完成后，反被楚王杀害，其子赤长大成人后替父报仇的故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辨。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这看似荒诞离奇的情节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一方面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勇气。《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写宋康王霸占韩妻，韩凭夫妇双双含辱自杀后，一对鸳鸯在二人墓边相思树上声声哀鸣;《冤魂志》中的《弘氏》写弘氏惨死地方官手中后，鬼魂报仇雪恨，都是类似的题材。

在志怪小说对一些超乎寻常的事件和人物描述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寄托作者美好情感的东西。如《搜神记》之《李寄》，记述了少女英雄李寄杀大蛇，为民除害的故事。虽然篇中带有某些浓厚的封建思想，如“女物缇萦济父母之功，即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等，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对于人们勇敢、智慧的热情讴歌这一主题。志怪小说还歌颂坚贞美好的爱情，如《搜神记》中的《紫玉》写吴王夫差之女紫玉与书生韩重相爱，因吴王不许，紫玉悲苦郁结而死。后韩重在紫玉墓前恸哭，终于使紫玉灵魂出现，二人于墓中结成夫妻。文中一段写紫玉之魂与韩重相见，女子执意邀请爱人入墓相会。自古女子对于爱情的执着与勇敢，在紫玉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欷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

类似此种写人鬼之恋、人神之恋的还有《列异传》的《谈生》，《续齐谐记》中的《青溪庙神》等，作者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批判了封建社会男女爱情的不自由，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志怪小说一方面大量编造鬼故事、渲染鬼的威力，一方面又对鬼宣战，描绘人们与鬼进行的勇敢斗争，出现了一些人与鬼斗的故事。如《搜神记》和《列异传》中就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宋定伯捉鬼的故事: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

当时有言:“定伯买鬼，得钱千五。”

类似这样的作品在《搜神记》中还有几则，如宋大贤捉杀狐鬼的故事、安阳书生除杀鬼魅的故事等。我们知道小说的作者处于一个“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时代，干宝阐述他的意图在于“发神道之不诬”。可见，这些小说作者本人对于鬼的真实存在也是毫不怀疑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却突出地表现了人的勇敢与智慧，表明了人们希望战胜鬼的意愿。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一般来说篇幅较短，情节也较简单，却也塑造出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小说结构较完整，语言也常不失生动，这在小说初兴的时期已经难能可贵了。

志怪小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是深远的。唐代传奇“源盖出于志怪”，沈既济的《枕中记》源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是源于《搜神记》中的“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大量记述狐鬼故事还演化出了后来的狐鬼小说流派，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瞿佑的《剪灯新话》、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直接受其影响。蒲松龄自己曾有题辞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后世还有很多戏曲和小说从志怪小说中借鉴素材，如我们所熟悉的黄梅戏《天仙配》就来源于《搜神记》中的《董永》，其他如《三国演义》、《三言》等吸取了《搜神记》中的材料，而著名的戏剧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邯郸梦》，其故事原型则是出自《搜神记》的《东海孝妇》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