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朝散文

南北朝的文坛以辞句华丽为时尚，讲究语言的形式，因此骈文占据着统治地位，散文基本上只存在于各类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中。这些散文或叙事，或抒情，或写景，虽然比较质朴，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骈文的影响，因此较之魏晋以前的散文，风格迥异。

南朝散文比较著名的有宋范晔(397—445)的《后汉书》，书中有不少人物传记，描写真实传神，十分动人。如《范滂传》写到范滂因铁面无私得罪权贵，最后招致杀身之祸，临刑前诀别母亲，母子二人的对话慷慨悲愤，感人至深:

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篇曾经感动过少年苏轼的文字不仅语言质朴无华，情感也真挚自然。王鸣盛在其作《十七史商榷》中曾称赞《党锢列传序》:“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范晔文章中显示出的扬善抑恶、指斥昏庸的态度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

南北朝分裂的现实使其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南朝文坛追求新奇，北朝文坛受其影响。南朝自齐梁之后，散文便日趋衰落。这时北朝却出现了一些较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就是北朝散文名著。

郦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今涿州)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且爱好游览，足迹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等地。郦道元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参阅群书，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的《水经》作注，成《水经注》四十卷，全书近三十万字。该书记述了大小一千多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古河道变迁等情况，同时还大量记载了河流沿岸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资料，以及山川景物、风俗人情等。《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珍贵价值的地理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游记。郦道元为官清廉正直，颇遭嫉恨。北魏孝昌三年(527)，汝南王元悦乘雍州刺史萧宝夤企图反叛之机，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作关右大使。途中，萧宝夤派人把他和其弟郦道峻及两个儿子一同杀害。著作另有《本志》、《七聘》，均已失传。

《水经注》突出的文学成就体现在山水景物的描写和故事传说的记叙上。尤其是山川河流等景物的描写，语句简洁而传神，行文疏朗而整饬，具有很高的语言艺术，对后代写景散文的创作影响颇深。卷三十七《夷水注》“佷山北溪”一节，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夷水又径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飞清，傍多茂木空岫，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鸣相和，巡颓浪者，不觉疲而忘归矣。

这段对于山水石木、游鱼飞鸟的描写十分逼真传神，尤其是借鱼儿在水中宛如“乘空”的畅游，写水的清澈透明，虚实结合，颇为高妙。这样的写法被唐代散文家柳宗元所借鉴，他的《小石潭记》写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实际上，后世很多文人的山水散文创作都曾受其影响。苏轼曾有诗《寄周安孺茶诗》云:“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可见其魅力至深。

《水经注》运用极富文采的笔触来描述河流山川，于录记地理风物的同时极具文学观赏性，这与作者善于博采众家之说有关。清朝学者曾评价:“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水经注》援引各类书籍四百余种，郦道元常将那些最能体现景物特色又精妙绝佳的句子选摘其中。《水经注》在记录西陵峡时引用了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的描述: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未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又如文中引用宋盛弘之《荆州记》中关于三峡景色的描写: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水连山，山依水，山水之间，风光无限。这些文字虽属引文，并非出自郦道元之手，但却与全文浑然一体，其语言简炼而生动，兼具骈文的辞采，可谓优美动人，使《水经注》更具文学意味。

除去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水经注》还关注到人文地理，历史古迹、神话传说、风俗人情常见之于文中。如在《滱水注》中写阳城淀儿童采菱一段:

诸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抬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

将这一劳动场景描写得绘声绘色，使读者深感于田园生活之乐。

郦道元之后，北朝文坛上出现了又一部旷世佳作，那就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生卒年不详)，北魏著名散文家。北平(今河北完县)人。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升秘书监。后任北齐期城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后，统治者便开始推崇佛教，大修佛寺，佛教最盛时曾“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534年，由于孝静帝被迫迁都，众多佛寺大多毁于兵火。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行役至洛阳，目睹多年战乱后，洛阳城郭崩毁，景象凄凉，作者抚今思昔，感慨良多，作《洛阳伽蓝记》(伽蓝，出于梵语“僧伽蓝”，意为佛寺)。《洛阳伽蓝记》记述洛阳佛寺之兴衰，兼记风俗景致、人物故事。文中对当时一些佛寺的豪华气象的描画，今天读来仍使人惊叹。如《永宁寺》一节写寺中浮图: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这奢华至极、精丽至极的寺庙最终却毁于火中，作者在写曾经“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的永宁寺被火吞噬时，将那一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扣人心弦:

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旧都洛阳的命运也不过如此，它从“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盛极景象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一片凄凉，时隔不到四十年。这巨大的反差使曾为北魏旧臣的杨衒之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悲哀。然而，正如唐《广弘明集》所言:“(杨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

作者对佛寺历史的追述，并非是出于对那些奢华无比佛寺的怀念，他所表达的恰恰是对统治阶级大兴寺院、笃崇佛法的不满。

他厌恶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嘲讽的愚蠢和贪婪。文中描述胡太后有一次以绢帛赏赐文武百官，任由自取，不限数量。竟然有元融和陈留侯李崇二人闹出因为“负绢过任，蹶倒伤踝”的笑话:

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

又如写河间王元琛的穷奢极欲和章武王元荣的贪婪成疾:

琛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

富豪们所表现出来的可耻、可笑、可鄙的行为显然成为了杨衒之笔伐的对象。

作者长于叙述，精于描绘。他以秾丽的文笔、简练的语言，塑造、创作了不少深入人心的人物和故事。《法云寺》是为人传诵的章节，其中描写了善吹壮士歌的音乐家田僧超，他常随将军崔延伯西征打仗:

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著，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阵，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阵，常令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振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

我们仿佛看到了豪壮的音乐声响起，崔将军跨上骏马，直杀入敌阵，他身后万千兵马豪气冲天，在乐声的鼓舞下勇往向前。

这部书语言以挥洒自然的散文为主，又吸取了骈俪文的清丽整饬的优点，将韵律感和节奏性相结合，从而成就了《洛阳伽蓝记》的“秾丽秀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