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骈文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又称为骈俪文。骈文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句式上，以双句为主，讲究对偶，多用四六句式，即以四字六字定句，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从声律上来看，骈文讲究平仄和韵律和谐。另外，骈文还着意于用典和修辞的藻饰。

骈文的写作，秦汉之时已有萌芽，至魏晋而形成、成熟，南北朝时则出现了异常兴盛的局面。

我国的文字起源于象形，多为独音体，因此便于写作中的对偶与并列，又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事实上，这种写作现象由来已久，在六经诸子中已屡见不鲜。如《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论语·卫灵公篇》“言忠信，行笃敬”，《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这些字数齐整、语词工对、长短不一的偶句往往出现在文章的意义紧要处，起到精警动人的效果。此时骈辞偶句的出现还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文学作品中，这些“率然对尔”的骈语发展成为全篇一致、有意为之的骈文，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楚辞上承诗经，下启汉赋，开骈文之先声。文中出现的对偶、四六句、用典等无一不使后世作家受益良多。至于秦汉，文学家们开始刻意修饰词藻，雕琢形式，着意追求对偶、声韵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秦之李斯，汉之司马相如、邹阳等人，其文章中骈俪渐显。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法海》云:“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东汉时，骈化现象甚至广播到各类文体之中，如论、说、奏议、碑铭等等。建安时期，骈文雏形具备，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已近于骈文。刘师培《论文札记》云:“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他们的文章已初具骈文的特点。但此时的文章骈散有间，与后期的骈文尚有所差异。发展到西晋，文学作品不仅排偶增多，词义的对仗愈发工整，中间还大量运用典故。如陆机《豪士赋序》:

……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君以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嗟呼!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

这段文字不仅对偶工整精密，四六句式运用自如，其用典也十分自然，可见此时的骈文已脱去了曹魏时的行散气息，作为一种文体正式形成了。

骈文写作发展到南北朝时达到鼎盛状态，呈现出异常的繁荣。骈文作者们更加着力于文学的表现形式，他们追求骈偶词句，堆砌华丽辞藻，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形式主义的骈赋文章。

南北朝时期骈文的兴盛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的。南北朝时期左右文坛的乃是当朝的帝王及贵族，他们的喜好直接影响文学创作。南朝帝王诸如宋文帝、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等多颇具才华，且雅好文章;梁昭明太子萧统，史传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可见统治阶级参与文学已成风气，生活在统治阶级身边的文人们投其所好当然是自然的了。《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是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南北朝的文人们将文学作品分为“文”、“笔”二类，有韵的称为“文”，无韵的称为“笔”，而重文轻笔的倾向在统治者那里得到鼓励，如梁元帝认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徴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这种重视辞彩章华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们自身及其身边文人们的创作。此外，王公贵族及其文人久居宫墙之内，远离社会，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灵感都受到现实的束缚，因此极力用华美绮丽的语言来掩饰内容上的空洞贫乏。这种重视形式的文学体式很容易便受到了文人们的追捧，因此快速地繁荣起来。

南北朝之际，骈俪化的倾向在各类文章中都得到体现。辞赋的骈俪化最为明显，《四六丛话》言:“左陆以下渐趋悲凉，齐梁而降，益事研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蹇于后，绣错绮交。”鲍照、江淹、沈约、庾信等所作的诸赋讲究声律，善用排偶的特点都显而易见。另外，书札、序文、诔文、论说文乃至于碑文、铭文等都显著骈化。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乃是以书信的形式描写了富阳至桐庐之间优美的山水景物。文章骈散相间，笔触清新，如诗如画，是六朝山水小品中之佳作: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由于骈文写作非常重视形式美，因此往往被指为形式主义而受到批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确实催生出许多内容空泛、风格萎靡、华而不实的作品，然而也有一部分作家并不若此，他们尽力摆脱那种虚浮空洞的文风，在讲求语言美的同时也写作了一些内容丰满、思想深刻且风格独特的骈体文章。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最为人传诵的赋作是其客居于荆州时所作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大赋铺陈张扬的写法，以简练的语句、清丽的文风书写自己思怀故土、企盼盛世的情怀;同时也对自己有志而不得伸展、有才而无以发挥的处境发出感慨: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文章将写景与抒情相结合，自然而清新，成为这个时期成功的骈赋代表。赋中写到自己长期滞留异乡，不知何时能盼到一统太平盛世，从而实现自己的才华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哀痛和感伤。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原籍琅琊(今属山东)。永嘉之乱，晋室南渡，随家族南迁会稽，定居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出身世族，初为秘书郎，庾亮请为征西参军，累迁长史，拜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永和六年(350)，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以书法名世，有“书圣”之称，因此其文学之名几被书法之名所掩。有诗文集十卷，佚。明张溥辑有《王右军集》二卷，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羲之好与名士交往，游山玩水，寄情于文。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名流相聚，风雅大兴，与会各位文人墨客，且酌且饮，共成诗三十七首，为《兰亭集》。后王羲之为该集写作一篇序言，便是流芳千古的《兰亭集序》。《序》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是篇序文，先写聚会之盛，风景之美，酌饮之乐，后抒人生苦短，骈散兼具，令人感同身受。张溥曾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称赞羲之“兰亭咏诗，韵胜金谷”，王羲之的文才于《兰亭序》中亦可见一斑。

鲍照是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除了闻名于世的乐府诗之外，他还擅长辞赋、骈文的创作，可谓文才不减诗艺。《芜城赋》为鲍照登临广陵城，见到一片荒芜凄凉之景，有感而作。文章通过描绘广陵昔日繁盛之景与今日衰败之象，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沵迆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柂以漕渠，轴以昆岗。重关复江之隩，四会五达之庄。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划崇墉，刳濬洫，图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筑雉堞之殷，井幹烽橹之勤，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崪若断岸，矗似长云。制磁石以御冲，糊赪壤以飞文。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馀载，竟瓜剖而豆分。

泽葵依井，荒葛罥涂。坛罗虺蜮，阶斗麕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砺吻，寒鸱吓雏。伏暴藏虎，乳血飡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寒草前衰。稜稜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昔日繁华兴盛的广陵是如何变成眼前这座风嗥雨啸的恐怖之城的呢?鲍照用奇峻研丽之辞揭示了竟陵王刘诞叛乱是灾难之源，末尾一唱三叹: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

姚鼐曾对《芜城赋》有“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的评价，贴切之至。

孔稚圭(448—501)，南朝齐骈文家。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稚圭因“有文翰”，曾与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南齐书·列传第二十九》)。孔稚圭最著名的骈体杂文《北山移文》，借“钟山之英，草堂之灵”之口，辛辣地嘲讽了当时某些隐士的虚伪面孔。文章中描绘了一位假隐士初入山林时装作超尘脱俗、志性高洁的样子，整日谈经论道，仿佛物我两忘，可等到请他出山为官的诏书一到，他立即换了一副嘴脸，不仅烧掉了隐居时穿着的荷衣，且喜乐之情溢于言表。此俗人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诸多山灵的愤怒，“于是南岳献嘲，北垄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当众山灵得知此人可能经过钟山时，他们立即以实际行动阻止其入山:“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浦客。”作者以看似诙谐戏谑的语调和颇为夸张的描写对那些见利忘道之人给以有力的抨击，而作品所嘲讽的“乍回迹以心染、先贞而后黜”的现象在南朝文人之中并非鲜见，因此，作品显然颇具现实意义。

江淹是南朝最优秀的骈文家之一，在骈文领域素与鲍照齐名。南朝辞赋发展至江、鲍二人，可谓登峰造极，江淹的代表作《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甚至被认为是南朝辞赋之绝唱。

《恨赋》所抒发的是自古人生皆有终、功过荣辱身前恨的感慨。文章描绘了各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帝王、诸侯、名将、美人、高士、才子等人“饮恨吞声”的死亡，他们有的雄图未竟，有的含冤负屈，有的知音不遇，有的夙愿未了。作者把各个时代不同人物临死前的悲痛和遗恨集中起来，表现出人生本来的悲剧性，使读者对时代给各样人物所带来的灾难和苦痛有了深刻的体会。

作者擅长于通过对周围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心理，从而表现其“恨”之深切。如写昭君之恨:“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寥寥几十个字，就把凄凉的塞外景色表现出来，忽然刮起大风的塞外，淡淡的日头就要落山，连陇地的大雁也来得少了，云彩也黯然无色。昭君等不来汉君的消息，这时她的内心只有凄凉，只有悲哀，只有绝望。

《别赋》与《恨赋》是姊妹篇，它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为题旨，描写了公卿、侠士、从军、夫妇、方士、情人等各类离别，刻画了不同人物离别之际的心理，使读者很容易从作品中感受到人类情感所普遍拥有的“离愁别恨”，从而引起共鸣。

作者擅长于用精丽的语言，融入《诗经》、乐府等句式，描绘不同别离场景的情状，烘托各种离愁别怨，极具感染力。如《别赋》中写情人之别云: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段文字极具《诗经》风韵，文字清丽动人，令人柔肠百转。

庾信是南北朝骈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哀江南赋》是其骈文作品中成就最高者。此赋是作者晚年在北朝时思怀故国，自悲身世的作品。据《北史》本传记载，庾信留居北周，“虽位望显通，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赋的序文中作者表明了全文的主旨和创作动机，其中明显流露出了作者事北的无奈和创作此赋时悲苦的心情:

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

作品以长篇叙事体的形式，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记叙自身家世，文中充满了对故国的念想和对人民遭受劫乱的感伤，同时借用诸多典故来表明自己悲沉痛苦的隐衷。其中写到江陵亡后，老百姓沦为俘虏，被掠至北方途中的情景，催人泪下: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骈文中关注民生、描写人民血泪历史是极少的，《哀江南赋》中出现这样的笔墨可谓前无古人。此文虽用骈体写成，却并不见丽辞艳语、靡靡之音，而是于质朴中透出苍劲，苍劲之中更见深意，正是杜甫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