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民歌又一次繁荣灿烂的时代。继周代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石破天惊，集中出现，这就是史所艳称的南北朝乐府民歌。

因为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产物，所以，南北朝乐府民歌篇制都比较短小，而且内容上抒情多于叙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南北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风尚都与南方迥异，加之民族习性与地理的不同，因而导致了南北朝民歌的不同风貌，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缠绵艳丽，北朝刚健苍凉，呈现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其中，南朝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歌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可称为辉耀于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双璧。

南朝乐府民歌是承接汉乐府民歌的衰落而兴起的。建安时期，风骨严峻的汉乐府民歌极为曹魏统治者所喜好，并多所拟作。在建安文人的模仿、创作中，民歌由俗乐上升为雅乐，至晋代而雅化更甚。因此，在魏晋乐府中，民歌顿形消沉，可谓雅乐消亡了民歌。以后，西晋八王之乱，以致王朝覆灭，雅乐亦随而散亡，可谓战乱消亡了雅乐。及宋武帝刘裕平定关中，于是将散落在北方的乐工连带雅乐带回江南。因为这些雅乐的曲和辞都已陈旧无生气，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生活享乐的需要，所以广采南方情歌入乐府，南朝乐府民歌也就应运而生了。

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被保存在清商曲辞中，分为三类:一为神弦曲，即娱神的祭歌，数量极少，内容简单;二为以建业为中心的吴歌;三为流传于荆、樊之间的西曲。后两者是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部分。

吴歌、西曲大多以描写爱情为主，在诗歌中出现的主体大多为女性，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这些情歌十之八九出自女子之口，其间且有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所抒写的感情十分真纯、朴质、健康，与腐化的统治阶级的宫体诗所描写的男女情爱，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中，如《子夜歌》(怜欢好情怀)表现江南少女的天真娇憨;《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子夜歌》(夜长不得眠)抒写她们对于爱侣的急切追求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沉醉和恋惜;《读曲歌》(一夕就郎宿)叙述获得爱情生活享受的艰辛;《读曲歌》(自从别郎后)、《子夜歌》(欢从何处来)描写别后相思中的精神失常以至痛苦困顿，或是忧疑、失望。更多的民歌则讴歌了坚贞的爱情: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蚕丝》)

前一首诗表现了一位以身殉情的女性对于爱情的珍重;后一首诗的主人公则以蚕自比，她甘愿为爱情付出自己的一切，坚信必有达到愿望的时候。

在艺术形式方面，南朝民歌主要特点为三:其一，多是五言四句，体裁短小，与周、汉民歌异趣。其二，语言清新自然，有时还以口语入诗。其三，广泛运用谐声的双关隐语。这些都表现了南方民歌的特殊风貌，在我国文学史上腾耀着一片清美的异采。

在吴歌和西曲以外，被列入《杂曲歌辞》中的一首《西洲曲》，是一首艺术形式最为成熟的作品: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本篇《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类，至于作者，《乐府诗集》作“古辞”，《玉台新咏》作江淹，《诗镜》作梁武帝，大概这首民歌曾经文人润色。全篇通过季节变换的描写，表达一个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深长思念。歌词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婉转动人，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技巧，标志着南朝乐府民歌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其写作特点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采用民歌常用的辘轳体手法。此诗共三十二句，开头四句为“起”，末尾四句为“结”，中间每四句为一个层次，共六个层次。在层次转换上，前后词、意相属，如第一层次写女子的住处，末句“出门采红莲”，而第二层就描写采莲。第二层末尾为“仰首望飞鸿”，而第三层开头为“鸿飞满西洲”。第三层末尾为“尽日栏杆头”，而第四层开头为“栏杆十二曲”。这样读之圆转流畅，显得浑然一体。

二是写女子四季相思。梅开，是冬春之际;单衫、杏子红熟，则是春夏之交;伯劳飞，进入五月;采红莲，则是六月;“南塘秋”，明点初秋;“弄莲子”是八月;“鸿飞”则是深秋景象了。这以后，写四季相思也就成了民歌写法上的一大特色。

三是用词贴切精妙。女子的一系列动作动词，如“露”、“开”、“出”、“采”、“低”、“弄”、“置”、“忆”、“仰”、“望”、“垂”、“卷”，恰切地刻划了人物形象。

四是运用谐音。如“莲子”、“莲心”等，巧妙地表达了女子的思念。

北朝文人是没有出息的，所谓“北魏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只是一味模仿甚至剽窃南朝诗文。然而，在文人创作乏善可陈的北朝，民歌却放出了异彩。

北朝乐府民歌基本保存在《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这部分歌辞共约六十多首，原本是北方人民的歌曲，流传到南方而被梁朝乐府官采用保存下来。其反映的生活面非常广阔，与沉浸在缠绵爱河的南方民歌迥然异趣。

这些民歌产生的背景是辽阔无际的草原和大漠，如历来为人们所叹《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只淡淡几笔，就勾勒了一副北国游牧图，所显示的艺术概括力是多么强健!这首歌本为敕勒部族的牧歌，系有鲜卑语转译过来，显示出在种族融合之际，新的血液注入诗歌中所发射的光辉。

北朝乐府民歌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映战争。整个北朝的历史与战争相始终，北方汉族人民反抗异族残暴统治的斗争，各少数民族间的互相攻杀，此起彼伏，异常残酷。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栝，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急迫的呼喊，绝望的期待，再现了当时战争死亡的威胁。

其二，反映人民疾苦。战争必然引发人口掳掠，这是极其野蛮的现象。因此不少人被迫背井离乡，转徙道路。这一类作品最为动人的是《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新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泰川，心肝断绝。

其三，反映北人尚武习俗。这类作品如《折杨柳歌》、《企喻歌》、《琅琊王歌》等，北方人民快意的是飞奔绝尘的骑马技能、万人辟易的勇猛;爱抚不置的则是仗以斗争的尖矛利剑。

其四，反映北方人民的爱情生活。北人很少或不曾受到礼教的约束，他们的情歌也火辣直率，较之南朝情歌之悱恻婉媚，艺术性则略显逊色，如: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地驱乐歌》)

如果从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综合考察，那么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胡应麟《诗薮》云:“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的确，《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先后辉映，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木兰诗》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叙事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全诗叙述女儿代父从军的富有喜剧色彩的传奇。在习于武勇的北方社会中，这种英雄女性的出现，也是自然合理的。此诗作者已不可考，因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已著录，故不可能作于陈后。诗中有“黑山”(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南)及“燕山”(今内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以时间、地点推断，此诗故事当发生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事。《北史·蠕蠕传》载，429年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北度燕然山，南北三千里”。此役主要战场正在黑山、燕山一带。

故事从木兰劳动生活开始，她知道了父亲将无可避免地要服兵役，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乃决然代父从军。以后经过长期艰苦的戎马生活，立下出色的战功。然后辞谢官赏归来。最后，战友来访，木兰梳妆出迎，向战友们显露女儿本相，使得战友们惊惶失措，形成整个故事的最高潮。整个故事极富喜剧色彩，在精彩绝伦的情节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善良、勇敢、坚强、机智的英雄女性的艺术形象。

至于其艺术特点，首先是创造了一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是民族传统道德精神、乐观精神及幽默感的整合，与以讽刺为特征的西方喜剧精神是大不相同的。其次，作为叙事诗来说笔墨繁简得体。写出征和归家，都是工笔刻划，详加描绘，而“万里赴戎机”四句，以极精练的笔墨，约略勾示出她的长期军戎生活之一斑，随后两句则把十年中无限复杂的战争生活经历轻轻带过，表现了异常高强的概括力。此外，《木兰诗》的语言丰富多彩，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句型则或整或散，长短错杂，在生动活动的基调上取得统一和协调。

《木兰诗》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广远。历代文人都从中吸取营养，如唐代杜甫《草堂》中“旧犬喜我归”几句排叙，正是源于《木兰诗》;由于这一女性英雄故事本身富于传奇性，它一直成为许多剧种的题材，如豫剧《花木兰》就是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名剧;因为木兰从军故事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赞赏，于是木兰变成了广大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女性的最高典型，她的英名常被用来作为对女性英雄行为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