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激起黄巾农民大起义。农民起义最终虽被扑灭，国家却从此陷入军阀割据、社会混乱之中，中原地区“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曹操《军谯令》);“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汉末军阀争夺割据的大混战，终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裂局势。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汉族建立的帝国一度由统一强盛而开始趋向分裂衰落的时期，战祸频仍，经济残破，人民流离，社会动乱，但在文学史上却放射出一片绚美的异采。这异采的集中体现就是光辉灿烂的建安诗坛。

建安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这时东汉王朝政权已掌握在曹操手中而名存实亡了，故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对于我国文学发展来说，建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之所以这么说，有下列三个标志:

其一是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作家群。魏国统治者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所谓“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等，另外还有蔡琰、繁钦、应璩、吴质、邯郸淳等，“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真可谓“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了。

其二是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出现了《典论·论文》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

其三是建安作家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正如《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种现实主义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具有垂范后世的楷模之功，故备受后人赞誉。如唐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云:“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种对建安风骨的高度评价，唐代以下，不一而足。

建安文学的领袖当然是建安时代的实际统治者曹氏父子。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他借镇压黄巾起义而壮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仅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又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三国志》本传说他“御军卅馀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乐府歌辞虽沿用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旧瓶装新酒”，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

首先，曹操诗歌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如《苦寒行》、《却东西门行》、《蒿里行》等。《蒿里行》云: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开始，故本诗所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反映的现实也更有为真切。诗的前十句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自己对于功败垂成的叹喟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明人钟惺曾赞叹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其次，曹操诗歌还抒写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于一个中心急欲争取以为已用的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苦闷心情，以及自己希冀建功立业而又艰险重重的喟叹，曲折吞吐，恳挚缠绵，一往情深。同样题材的诗歌还有《度关山》、《对酒》等。

曹操诗歌的写作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蒿里行》、《薤露行》本是挽歌，《秋胡行》原本写鲁国男子秋胡戏妻的故事，在曹操笔下都舍本义而写时事，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实现，开文人拟古乐府而进行诗歌创作的滥觞。二是诗风沉郁悲壮。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烘托烈士壮心;又如《短歌行》，经过几个低昂回旋，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使人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钟嵘《诗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生《诗评》云:“(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总之，在开拓一代新的诗风上，曹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曹丕(187—226)，字子桓，他是曹操的次子，于建安二十五年继曹操为魏王，随即废掉汉献帝，改国号为魏，史称魏文帝。

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其《典论·论文》是当时文学理论的旗帜;然而因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过着贵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故其文学创作反映的内容远不及乃父广阔和深刻。但特点亦很明显。一是他长于抒情。我们看他的《与吴质书》二篇，对已逝去的当时文人之深致悲悼，及《寡妇赋》、《出妇赋》之对不幸者的同情悲愍，可知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及《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等，皆情致凄恻，婉转动人。二是其诗歌形式多种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俱有，使诗歌进一步文人化。可以说，以上两点均为其父所乏。其《燕歌行》是文学史上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如开头六句: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这首诗音节和婉，修辞精美，使诗中所抒发的感情更为凄婉动人。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最多，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诗品》称其为“建安之杰”，他的确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后来即使是以才华自傲的谢灵运也承认他“才高八斗”。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受曹操宠爱，志得意满。后期受曹丕迫害，抑郁不得志。其创作亦受深刻影响而呈现前后两期不同的风貌。

曹植前期颇有事业心，热烈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他还跃跃然向父亲曹操请缨，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雄心反映于诗歌如《白马篇》: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这游侠少年精强的武艺，及不顾一切而奔赴国难的忠勇气概。除《白马篇》外，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还有《薤露篇》篇》等。

曹植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十一年中而三徒都”，《世说新语》载七步成诗的故事很形象地反映了曹植的处境和心情。曹植后期抒发自愤激不平的心情的佳作很多，如《七哀》、《杂诗》等。特别是《赠白马王彪》，写黄初四年诗人与兄弟去京师朝会，返回时为有司所阻而不能同行之事。这首诗虽然只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客观上却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这首诗采用了章章蟑联的轳辘体形式，把复杂的感情，分层次地抒发出来，表现得沉着从容，丰富深厚。值得注意的还有《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首诗是为自己的党羽兼朋友丁仪兄弟被杀而自叹无力求援而作。开头两句象征地显示出时势的重大变故，从壮阔的自然景象的恶化中，给人以巨大的世局动荡之感，作者此时所劳心悲虑的是他的朋友的命运，尚未顾到他自己也将如罗雀之失去自由而任人宰割了。后面的“少年”是作者的自喻，“拔剑捎罗网”云云则是美好的幻想。

总之，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字最为确评。其艺术成就之高和篇章之富，在建安时代是首屈一指的。诗人个性之表现得充分、鲜明和强烈，也是在屈原以后陶渊明以前所仅见的。

《文心雕龙·明诗》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建安时期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的文人中，最活跃的是以王粲为首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的《赠从弟三首》、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都是很优秀的诗篇。七子尽管成就不等，但他们作品的内容，无论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抑或抒写个人的感情，都是直接或间接和当时社会现实相联系着，而具有一种积极的慷慨之气，共同形成盛极一时的建安诗风。

七子以外，以才华著称的是女作家蔡琰。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陈留)人，东汉末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她原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未几，在汉末大乱中，为胡骑所掳，遂流落于南匈奴(今山西一带)。在南匈奴她滞留十二年，嫁给胡人，生了两个孩子，后为曹操赎回，再嫁陈留董祀。优秀诗篇《悲愤诗》即是她由胡地回到中原后，抒发其身世的悲愤而作的。如描写将归国时与亲生的子女离别: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这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史，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诗人的自身遭遇，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