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

“楚辞”演变为汉赋后，文人的诗歌创作几乎消亡，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一部分文人开始仿作乐府诗，在仿作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最能表现情感并极具音韵美的诗歌体裁——五言诗。

汉语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单音素为基础，上古以单音词为主，因此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只需要两个字，故最早的诗歌是二言诗，双音词增加后，就演变为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战国中晚期，语言进一步发展，四言体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出现了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一种基本整齐的六言或五言诗，由于楚辞体在汉代被散文化，屈原开创的诗体革命无疾而终。到东汉时期，文人从汉乐府民歌中发现其中的五言体可以方便地容纳双音词以至三音词，它的二三的节拍结构有奇有偶，音韵和谐又富于变化，因此开始了五言体诗的创作。

五言诗在西汉的民歌民谣中就已经出现。《戚夫人歌》、《李延年歌》和乐府民歌《东光》等作于汉武帝时期的歌谣都可以说是五言诗的雏型，大约作于西汉的《江南》是一首比较成熟的五言诗。

东汉乐府民歌中，五言诗的比重增大，文人的创作也开始了，先是加工，后是仿作，故在乐府诗中很难与民歌区分开来，文人的仿作入乐之后也就成为乐府诗，没有入乐或失掉乐谱的诗歌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古诗”的诗体。

东汉文人五言诗中，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是班固的《咏史》，叙述平淡，质木无文。东汉晚期的张衡的《同声歌》语言上成熟一些，秦嘉的《赠妇诗》、《留郡赠妇诗》情感充沛，艺术表现也有一定技巧。这些都是比较早的文人五言诗。这类文人学习乐府进行创作的诗歌中，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这两首诗，语言晓畅自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都逼近汉乐府民歌，说明文人学习五言诗的技巧已经渐趋熟练。文人独立创作的五言古诗，成就最高的是“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是典型的文人诗，作品中表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不同于民歌，两者都具有个性化的色彩。

“古诗十九首”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古诗”是南北朝人对汉代未入乐的诗歌的一种称呼，萧统编选《文选》时，将失去乐调和作者姓名的十九首五言古诗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由于这十九首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比较接近，在古诗中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作品群，所以后来人们一直沿用了这个名称。从作品内容来判断，“古诗十九首”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作者可能是当时游学求宦的中下层士子。

东汉后期，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掌朝政，这两个集团都极其腐朽，他们破坏了自汉武帝开始的以读经选官的制度，极力排斥儒生集团，使政治极其黑暗;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更使政治秩序混乱不堪;他们中饱私囊、横征暴敛的行为祸及整个社会，使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么一来，维护并依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儒家思想观念也就开始摇摇欲坠了。从前以节操伦常为行动指南、以忠孝节义为思想目的的儒生们失去了精神支柱，他们开始在苦闷中彷徨，在迷惘中思索。

社会的动乱，政局的黑暗，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游学士子受害尤深。他们少小离家，行李萧然，抛妻别子，忍饥挨饿，四处求学，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取得一官半职以养家糊口、光宗耀祖。东汉中后期，这类士子人数众多，聚集在京城洛阳的太学生经常高达三四万人，其他郡县也为数不少。选官制度的破坏，使他们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此只能到处奔波以求温饱，从求学变成了求食，在他乡颠沛流离。有的埋骨异地，至死再未见过终日以泪洗面的妻子、倚门盼望的双亲。这样困苦不堪的生活，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对生命的价值进行新的探索。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在感情上容易与劳动人民产生共鸣，也容易认同劳动人民的艺术形式，于是，他们用乐府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但士子毕竟不是劳动阶级，他们受过教育，有比较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他们的诗歌中表达的思想比较深刻，不会只就社会现象“缘事而发”。因此“古诗十九首”的中心主题是在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喟中，去探寻生命的价值。从这个主题出发，他们主要描写了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和人生失意的苦闷悲哀。

在“古诗十九首”以前的文学史上，屈原的诗歌开始了个人情感的宣泄，但他的个体生命与社会、国家密切相连，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国家的关注之中。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将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也开始注重作为个体的英雄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沿着这条对个体情感、生命的探索之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开始高度重视人生的情感和意义，从而高度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的审美意识中，作为个体的人已经获得了超越社会和自然的存在。这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它直接开启了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先声。从此以后，生命意识、个体意识与美的情境的高度融合，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在意境创造、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下面两首“古诗十九首”中常见的两类题材的诗中去感受它的艺术魅力: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

这是一首爱情诗，是最早提到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应是秋夜即景之作。秋夜遥望明朗的夜空，看到轻云一般的银河两边，牛郎星与织女星遥遥相对，不禁勾起自己心中无数隐情，于是感慨万千，从想象出发将织女虚构为一位被生生隔断爱情的闺中怨妇，充满浓郁瑰丽的浪漫气息和含蓄温宛的刻骨相思。织女忧伤的心情与她哀怨的形象融为一体，勾勒出一个渗透出幽怨无奈心情的意境，令人心驰万里，思接千载。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牛郎织女之事，其实是寄托自己对家中爱妻的思念。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未知死，焉知生?从死亡中体味生命的意义，是这首诗的主题。“古诗十九首”最常见的主题生命无常，及时行乐，在这首诗中表现得最为深透，全诗浸透了一种植根于生命主体意识的悲凉情调。一出城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王侯墓地，阴森森的墓地树林刮着瑟瑟凉风，令人不寒而栗。诗人展开想象，似乎看到了地下的死人，引发了感慨。他将极为短暂的个体生命和无始无终、无垠无涯的宇宙进行对比，试图从中寻找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人生如寄”的醒悟让他颓丧，故全诗有一种深沉的时空感。墟墓间萧瑟阴森的景象与年命如朝露的人生感慨紧密结合，产生了一种悲凉梗概的情境。

从上面两首诗中，我们看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的特点:

一是在情感表达上，由于情感来源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之中，情感的表达得到本体生命高度的支撑，所以显得格外深刻。作者在表现自己的情感时，时刻都怀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这种意识由于来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之中，作者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故作高深，而是平易畅达、毫无矫饰，故而真切动人。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情感表达既有艺术震撼力，又有艺术感染力。

二是在艺术意境创造上，“古诗十九首”擅长用习见的景物和生活场景来抒发深沉的感情，表现曲折细微的心理感受。将内心情感与外在世界完美地契合到一起，创造出含蓄蕴藉、言近意远的艺术意境。在这个意境中，景物或场景不断变化，因而具有一种宛转不居的流动美感。

三是语言风格既朴素自然、单纯清新，又高度洗炼、言深意长，往往自然而然地构成完整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绵长的艺术意境。在文字的具体运用上，既明白晓畅又典雅宛转。最善于运用《诗经》、“楚辞”及前人著作中的成语而加以变化发展，充分发挥了文学语言的暗示功能，因而显得余味无穷。押韵方式是随语成韵，不假雕饰。

由于“古诗十九首”所取得的巨大的艺术成就，因此受到历代文人作家的高度重视，在创作中不断揣摩学习，故明代陆时雍将其称之为“诗母”。它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至少有下列两个方面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创作主体审美观念的成熟。主体审美观念的成熟使后世的文学创作更自觉地体现生命本身的美。其次，“古诗十九首”是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在表现技巧、语言风格、体裁形式、意境创作和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创作，为五言诗的定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是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它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都为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