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辞赋

两汉文坛最兴盛的文学体裁是“赋”。一般认为，它是由“楚辞”演变而来(一说本是战国末期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汉赋在形式上接近“楚辞”，语言华丽，重视词藻修饰。

汉赋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汉初帝王贵臣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学样式“楚辞”受到普遍的重视，在汉初的文学复苏时期，吴王濞、梁王武、淮南王安等都罗致了一大批仿“楚辞”造作辞赋的作家，由于汉武帝的提倡，汉赋有了更大的发展。

汉赋的早期作家以贾谊、枚乘等人为代表。贾谊的《吊屈原赋》，前部分用四言句，后部分用“楚辞”式长句，体裁显得比较杂乱;《鹏鸟赋》形式上模仿宋玉，他与宋玉一样，比较重视抒发自己的感情，这一点与后来的汉大赋不同。

枚乘等人都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以文词游说诸侯的文士，身份颇类似于战国时代的策士，因此他们在模仿“楚辞”的过程中，逐渐增加了作品的说理成分，减少了抒情色彩，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赋这种新体裁的正式形成。《七发》的叙述在一个虚构的框架中展开，语言极尽华丽繁富之能事，用浓墨重彩表现堂皇的生活场景。它脱离了“楚辞”以抒情为特征的表现形式，而转变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

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是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他的代表作品是《子虚赋》、《上林赋》，这两篇作品其实内容是连贯的，都是夸耀帝王田猎的盛况。词藻繁富，极度夸饰，结构与《七发》相同，但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运用更成熟。情感贫乏，艺术价值不高，但富于想象力，气势也比较恢宏。

司马相如之后的西汉大赋作家有汉宣帝时期的王褒和末期的扬雄。王褒的大赋主要歌颂帝王功德。此外，他注意锤炼字句，开始写作当时出现的小赋，如他的咏物小赋《洞箫赋》，风格不再象大赋那样板滞。扬雄的大赋《甘泉赋》、《羽猎赋》等极力模仿司马相如，没有新的创造，但他的几篇抒怀赋作，有一定的情感内容。

东汉前期的赋作注重宣扬儒家思想，说教意味多于西汉大赋。题材上有所扩大，出现纪行赋如班彪的《北征赋》、抒志赋如冯衍的《显志赋》等类型，比较著名的有班固的《两都赋》，描写都市的繁华景象。

东汉中期的赋作说教意味减少，抒情成分增加，比较著名的有马融的《长笛赋》和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这个时期的赋作开始具有个人的风格特色，如马赋以咏物抒发个人情怀，王赋则想象力比较丰富，铺叙非常宏丽。

东汉后期的赋作以抒情小赋为主，开魏晋南北朝小赋先河。代表作家是张衡、赵壹等。张衡的大赋作品《二京赋》也很著名，用写实的手法描写市井生活，不同于其他大赋以歌功颂德或堆砌词藻为目的。他的小赋《思玄赋》和《归田赋》情感深沉，语言畅丽。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寄寓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情感激烈，语言犀利。抒情小赋的出现，使赋这种文学体裁开始向文学的特性回归。

汉赋整体上文学价值不高，只单纯追求语言的形式美，使作品显得苍白无力，尤其是大赋，缺陷非常明显，铺陈手法的滥用导致文学创作目标的迷失，情感的欠缺使它徒具文学的空壳，成为一种高级的文字游戏。但它的出现在文学史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一，富瞻的词采使语言本身产生了审美快感，进一步巩固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语言艺术已经完全不再依靠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等)而具有独立的形式意义。第二，汉赋的兴盛使文学创作出现了专门的作家群。以前的大部分作家在创作时，并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视作是纯粹的文学创作的结果，他们都是“由官而文”，将创作视作传播思想或失意时发泄感情的手段。汉赋的大部分作家已经认识到文学本身的美，他们试图以表现这种美感的价值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作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