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楚辞”的形成与传播

时代诗人屈原和新的诗歌形式“楚辞”出现在楚国不是偶然的，一是由于楚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二是由于楚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三是由于楚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当周王室衰弱，中原各国开始混战时，楚国乘机在中原鞭长莫及的南方开疆辟土，吞并小国，至春秋中期，它已经成为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幅员辽阔，土地富饶，由于僻处南端，也少兵戈之祸，因此经济繁荣，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每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都必然有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楚辞”和屈原也是这样，都植根于楚国文化之中。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楚国本是南方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国，通过不断吞并南方其他小国和侵占百越之地，至春秋中期，一跃而成可与中原大国相抗衡的地区大国。其本身固有的文化在长期与南方部族交往、交战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南方文化融汇、整合为一种具有浓厚巫文化色彩的“楚文化”。同时，楚国也一直坚持不间断地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立国之初，就不断与西周交往，国体也大致模仿周朝，楚国贵族也学习中原文化经典，至楚庄王时，已基本上接受了中原的价值观念。但是，“楚文化”并没有在交流中丧失自己的独立，它还保留了相当的自身特色，如重淫祀，敬巫鬼，好幻想，喜娱乐等。政治制度也不完善，贵族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道德伦理思想也不如中原那样呆板。奇幻瑰丽的“楚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够出现。

“楚辞”的出现，应该说是对南方民歌的继承改造的结果。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则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功典范。楚地民歌至迟在春秋就有流传，《论语》中的“楚狂接舆歌”就是例证。它与《孟子》中记载的“孺子歌”一样，有一定的楚地色彩，而刘向《说苑》中的“越人歌”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楚地民歌了。这些楚地民歌，应该说是伟大诗人屈原成功创造新诗体“楚辞”的基础。屈原本人受过良好的中原文化教育，这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来，他的“美政”思想就深受儒、法两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瑰丽的言辞、浪漫的激情去讴歌伟大的理想，激越的情感之中闪耀着理性的光芒。由此可以看出，屈原接受中原文化不是被动的，而是与本土文化融合起来进行创新，是一种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文化创造。

屈原生前，由于其改革的愿望和悲惨的处境得到相当多的人的同情，作品就在社会上流传，他以身殉国之后，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品得以普遍传诵，宋玉、唐勒、景差等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学习模仿，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群。楚国灭亡后，秦王朝对文化采取高压政策，但“楚辞”作品尤其是屈原的作品还是在民间有所流传。因此，汉王朝建立后，吴王濞、淮南王安等藩王很快招集了一批能够背诵“楚辞”的文士，如枚乘、邹阳、庄忌、淮南小山等整理“楚辞”并进行仿作。汉初，“楚辞”极受重视，《离骚》并被称之为经，汉武帝时，庄助、朱买臣等亦因懂楚辞而作官。西汉晚期刘向将收集在秘府的楚辞作品和汉人仿作及自己的作品编为一集，题为“楚辞”。东汉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进行整理，并加上自己的一篇作品，集为《楚辞章句》，流传下来。

关于屈原的作品真伪问题，目前争议较多，但公认《离骚》和《九歌》是其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