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在我国起源甚早，但早期历史散文的缺陷一是过于简略散乱，如《周易》的记载就零乱不堪，且以卜筮书的面目出现，《尚书》只是一部公文荟萃，很难从它们的记载中看到完整的历史过程，因而不利于总结历史教训。二是被动地记录历史，使历史如同一篇流水帐，在历史的进程中，很难看到人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转变，这个时期的历史散文特别注重描述历史过程、总结历史教训，展现人的活动。比较重要的又具有文学性的代表作品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

《左传》是战国早期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西汉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班固始称为“春秋左氏传”，由于历史记载的时间跨度及主要内容与《春秋》差相仿佛，前人认为它是为阐释《春秋》而作，故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但它显然与后二者逐层阐发《春秋》原文的“微言大义”不同，实际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记载的一部官史，而《左传》则是一部以个人价值观念对历史进行独立阐释后总结的私史。它的作者，前人认为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今人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的一位博学多才的士人。

《左传》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以前的历史著作不同的是，它不再是被动地记载历史，而是试图从主观的价值观念出发去评价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掌握历史规律，指出历史方向。作者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的道德实践过程，可以由人来创造甚至控制。因此，《左传》的主体性与以前的历史著作相比大大加强，是人的理性精神的进一步觉醒。它在叙述历史时流露的重民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点是《左传》的积极因素，但同时《左传》也有消极因素，主要表现为它有比较浓厚的迷信思想和唯心史观。

《左传》叙事精妙，是先秦叙事文学经过卜辞问事、青铜铭事、尚书记言几个发展阶段后达到的艺术高峰，它有着较大的艺术成就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在叙事模式上的突破。《左传》突破了前人记言记事严格区分的藩篱，以一种“以事包言”的叙述模式，将人物言论融入历史事件之中，以言明事，使记言与记事交相辉映。《左传》在大结构上采用一种“依时而述”的方式，大体循时间顺序进行叙述。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时，则有重点地采取集中叙事的方法，将过去的事和异地发生的事集中在当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并穿插有关人物对事件的议论，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进程显得更加清晰。如晋文公的经历，时间跨度很大，由于《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历史重大事件每年都有发生，不可能成为晋文公的个人史，因此作者将其事迹和有关言论集中在五个年度进行集中叙述。这样，既照顾了全书的体例，又将重大历史事件叙述得清清楚楚。

第二，在叙事原则上，《左传》明显确立了两条原则:

一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左传》在叙事时，特别注意记言对叙事过程的决定作用，言事相宜，详略得当，使主观思想与历史事实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将历史进程和逻辑过程紧密联系起来，突出了人是历史发展中的主体这一具有巨大进步作用的历史观念。如“曹刿论战”一节，将曹刿对战争胜负因素所发表的认识与战争实际的进程及结果完全结合起来，使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和结果不仅过程清晰，因果明白，而且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强烈感受到道德的力量，以及人的意志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在“烛之武退秦师”一节中，烛之武的一番言论，既有道德的阐述，又有入情入理的形势判断，使秦穆公心服口服，立即对晋文公反戈相向。这一历史故事，使读者强烈感受到人的理性精神的光辉。

二是叙述的真实性原则。历史材料往往比较庞杂，有时还缺乏关键素材，因此很难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左传》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注意全面掌握历史进程，首先保证的是骨干大事的真实，在这个真实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细节使历史内容故事化。在安排这些细节时，注意使其具有曲折有致、有声有色，有时甚至通过适当的细节虚构使故事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因而使历史事件的叙述具有引人入胜的优点。如“晋灵公不君”一节中的“槐下之叹”。

第三，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的成就。《左传》很善于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它在描写历史人物时，不是将有关材料胡乱堆砌，而是精心挑选有利于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历史材料，对这类材料做到了“纤芥不遗”，与人物性格无关的材料则“丘山是弃”。并善于利用这些细节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生动传神的心理刻画，力求精确地表现人物的心态和性格特点。如“僖公二十三年”中描述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与怀嬴在洗脸时的一次冲突，为突出重耳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态，对这样一件生活小事不惜笔墨大书特书。《左传》中的人物语言也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积极作用，作者已经注意了使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使其切合人物身份、个性和场合。另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已经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如对晋文公重耳的描写，作者在重耳成长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其性格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

第四，叙述语言的风格特点。《左传》的叙述语言刻画精细，生动形象，极富艺术表现力，它一般不正面叙述事情过程，而是进行侧面烘托，让读者从作者渲染的气氛中感受历史的真实。对事件的正面描写，往往只有含蓄曲折的寥寥几笔。如对几次重要战争的描述，它就很少描写战争过程，对与战争相关的人和事则不惜笔墨地进行描绘，使战争的结果在叙述过程中就能够感觉出来。在“邲之战”一节中，作者描述晋军争渡的情景:“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以舟中被砍断的手指之多侧面描写了晋军渡河的惨败。这种含蓄曲折的笔法使《左传》的语言有一种典雅肃穆、迂徐婉曲的艺术风格。

《左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战争的描写，它将战争视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从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在叙述战争事件时，特别注意交待前因后果，人心向背，外交往来，尤其是正义与否，将战争的胜负视作人的理性精神实践的结果，它对战争的实际过程和结果却不十分关注，因为在它的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中，战争的结局早已确定。这一点，在它对春秋五大战役的叙述中尤为明显。这种叙事方式对后代的史学著作和通俗小说影响极大。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叙事文学的一座丰碑，它所确立的叙事模式、叙述原则以及人物刻画手法甚至语言风格都对我国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左传》在叙述原则和人物刻画方面的影响，班固的《汉书》的语言风格也明显来自《左传》。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前人认为是左丘明为补《左传》之不足而作，故称之为“左氏外传”或“春秋外传”。它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一些主要诸侯国的历史片断，资料应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它的纪事，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时间跨度非常大，历史资料也比较零散，纪事不完整，也不连贯。它以记言为主，也有一些记事成分。由于其资料来源于各国史籍，风格不一，体例不一，故现代人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经战国初期时人编辑整理而成。

《国语》的语言文字质朴，平实自然，在文采上弱于《左传》和后来的《战国策》，但它也有超过两者的特点:

一是在叙述模式上，《国语》以空间为记述线索，采用一种“依地而述”的叙述模式，可以更方便地进行集中叙事，使叙事结构更加完整。与《左传》的“依时而述”相比是一个叙述模式的突破，直接开启了后来的“依人而述”、“依事而述”的叙述模式。如对晋文公的记述，《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左传》分五次集中叙述，仍见零碎，《国语》则摆脱了同时记载各种事件的麻烦，对重耳进行了一次性的集中描述。

二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国语》由于叙事结构更加完整，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可以将其言论写得周详深入，将其事迹写得更加完备，因此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生动。如《晋语》中的重耳、子犯，《吴语》中的夫差，《越语》中的勾践，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

《国语》由于非一人一时之作，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作者水平有高下之分，一些篇章将叙事结构的优势发挥出来了，使作品结构完整清晰、人物鲜明生动、节奏跌宕有致。如《越语》中的“勾践灭吴”就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战国策》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策论汇编，本有许多版本，书名也不一致，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称呼，原编者不详，大约是战国末期的纵横家策士，内容多为苏秦等策士的游说之词，也有一部分史官的历史记载。西汉刘向对多种版本进行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基本上依照《国语》的体例编排，以记言为主，按国别分类。纪事年代上接春秋，下至秦灭六国，除小部分述西周之事，大部分述战国之事。《战国策》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它叙事不记时间，且经常肆无忌惮地进行虚构，所以它更多地接近文学作品。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庞杂，占主流的是战国纵横家的思想。其价值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儒家的正统观念，故一直受到历代儒士的猛烈抨击，但从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士人阶层思想自由活跃、行动不受拘束的时代风貌，体味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滋长的自信心。

在艺术成就上，《战国策》与《左传》、《国语》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一是语言艺术方面，《战国策》文采富瞻，语言明快流畅、气势充沛而又绚丽多姿、委曲尽情，比较讲究语境的创造和语言的节奏，将道理层层推进，中间波澜起伏，最后推向高潮，呈现出一种酣畅淋漓的气势，使言论具有高度的雄辩性和极强的说服力，因此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是先秦语言艺术的上乘之作。修辞手法也多种多样，其中排比对偶、引譬设喻、夸张渲染、类比相衬、反语相激等手法运用相当圆熟。如《齐策一》中的“苏秦说齐宣王”一节，就写得鞭辟入里，淋漓尽致。

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战国策》描写刻画手法较前成熟。它不再象《左传》、《国语》那样拘于历史事实描写人物，而旨在通过人物活动来表现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因此，它特别注意描写人物的风采，利用各种手法全方位地刻画人物。它加强了人物心理活动、动作表情的描绘，增加了对人物的外貌形容，还注意到了对人物活动环境的描写，人物行动的描述则进一步细化并增多了虚构成分。这些手法使《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更有立体感，因而更有深度和内涵。如《秦策一》中对苏秦经历的描写，使纵横家巨子苏秦的形象如在读者眼前。

三是文学虚构成分大为增加。为了增强事实的说服力和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战国策》不惜大量虚构事实。这些虚构成分使道理得到更明确的说明，使人物的活动更加具体入微、生动活泼，其性格特征也就更加鲜明。《战国策》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有很大的虚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虚构。如《魏策四》中的“唐雎见秦王”就是史无其事的虚构故事，但却刻画了一个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

《战国策》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虚构成分的增加和个体意识的增强使它成为散文文体从历史著作向文学作品过渡的关键之作。它华丽的文采和宏肆的文风对秦汉的政论散文和汉魏六朝的辞赋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左传》到《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有了长足的发展变化，《左传》是以人为本去阐释历史，从人的观念去总结历史，而《战国策》则是试图以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观念影响历史甚至改变历史。这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觉醒，散文中开始具有了个体意识，散文这种文体因而从春秋时期的《春秋》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开始变为《战国策》这种具有浓厚文学意味的叙事作品。叙事散文的语言风格也由早期的迂徐婉曲、含蓄蕴藉一变为跌宕起伏、铺张扬厉。酣畅的气势充分表现了人的自信，展现了时代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