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经》的价值和影响

《诗经》本是周代礼乐的歌词，但自编成之后，由于其语言本身具有的表现力、想象力和韵律美，已经具备了脱离音乐艺术的条件，故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脱离音乐而进行朗诵，成为独立的语言艺术，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成熟。同时，它已经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束缚，开始注重现实中的人生，从原始歌舞对神的意志的歌颂转到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从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成熟的、纯粹意义上的诗歌作品，这是《诗经》在世界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巨大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的价值和影响都是巨大的，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语言运用、具体的表现手法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良好的、无法估量的影响。

在创作原则上，《诗经》确立了以现实生活为主、以抒情为主的鲜明的民族文学创作传统。《诗经》除了一小部分篇章叙述历史传说外，其余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是那些历史传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也是过去真实的现实。《诗经》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力求真实、全面、具体、深刻，因此可以说《诗经》开创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其现实主义精神启迪了后代的文学家，使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十分关注现实，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人文精神成为我国文学创作连绵不绝的优良传统。

《诗经》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是刻板地摹写，也不注重重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而是注重抒发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它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最大特征是以抒情为主，它的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少数叙事诗也浸透了情思，即使那些歌颂英雄祖先的历史传说，也是对他们为部族所作贡献的怀念和感激之情的一种表现。由于《诗经》的示范作用，中国文学形成了以抒情和表现为特征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中国文学一直牢牢地掌握了文学的本质特征。

在语言运用上，《诗经》确立了语言形式的基础和文字运用的基本原则、方法。《诗经》基本上是齐言体，这种体裁形式为后来诗歌所继承，成为我国诗歌创作的主流形式;它的押韵方式经过后来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格律诗。《诗经》内容丰富，但语言文字却极其洗炼，从不无病呻吟;它力求以简洁质朴、生动具体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在感情，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为情而造文”、“词简而情瞻”的艺术追求，成为后代作家普遍遵循的语言文字运用原则。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诗经》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尤其是它的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的表现手段，为历代诗人所效仿。《诗经》无论是使用“赋”法或“兴”法，都注意在用语言进行描述时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环境，将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形成一个含蓄蕴藉的情感氛围，这种表现方式被后代作家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完善，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独有的“意境”创造传统。

《诗经》中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赋”法中的白描、“兴”法中的兴象创造，也为后代诗人所模仿和发展。可以说，后来的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多都来源于《诗经》和《楚辞》。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就指出，王昌龄的《青楼曲》中的“取影法”来自《小雅·出车》的旁衬描写;清代方东树在《诗经原始》中则指出，杜甫的《月夜》脱胎于《周南·卷耳》的对衬描写，这种从对方着笔的表现方法，在《魏风·陟岵》中运用得也很明显，这说明诗圣杜甫对《诗经》揣摩之深。另外，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也明显是受到《诗经》中这种手法的影响。

总而言之，《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养育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学特征。它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宝藏，一座永放光芒的文化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