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渊的“自晦”之计

李渊，年幼时袭封唐公，而且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在亲戚关系上，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李渊年长三岁，其甥女王氏又为隋炀帝的后宫，因此，隋炀帝即位后，李渊的优厚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他历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职务。由于裙带关系，李渊在隋朝廷中的地位毕竟是优越的，这也为其后辈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李渊调任河东抚慰大使，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河东兵讨捕群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镇压地方上起义军。八月，隋炀帝巡视北方边寨，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袭击，雁门一带四十一座城，竟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隋炀帝龟缩于雁门，城中兵民十五万，粮食仅只够供应二旬。面临万分危急的形势，隋炀帝下诏募兵勤王，他根据臣下的“坚城挫锐”的建议，把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入滚滚的汾水，顺流南下，命令各地募兵前来援救。此时，李渊儿子李世民年已十六岁，奉父命应募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将军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风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旧唐书·太宗本纪》）其意谓，始毕可汗敢于举兵围困天子，必定以为我方仓促无法救援，我们最好在白天展开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金鼓相闻。敌人一定以为我方大批援军到来，就会望风而逃。否则，敌众我寡，如果对方全军来战，我军必定无法支持。仅此一策，就可看出青年李世民的谋略过人。据旧、新《唐书·太宗本纪》载，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多赍旗鼓为疑兵”的策略，作了部署，突厥果然真的以为“救兵大至”，于是引兵北还。把解雁门之围，描绘成李世民献计之功，这显然是史官的溢美之词（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下册）。其实，当时突厥引兵北还的原因还有义成公主“北边有急”之报告，以及东都及诸郡援兵到达忻口，突厥始毕可汗于九月撤兵后退了。雁门得以解围，尽管不能归之于李世民的功劳，但李世民初次从军，即显露出勇敢机智的军事才能。

太原蒙山大佛雕像

李渊父子作为一个关陇军事贵族的后裔，在隋王朝的政治地位与其“尊荣莫与为比”的先世相较，是明显下降了。而正是这种降落的家世，使之少受隋王朝高层统治者的腐败之风的影响。种种迹象表露，隋炀帝对李渊怀有猜忌之心，而李渊一家对隋皇室也抱有怨恨。李渊妻子窦氏原是北周皇族，在杨坚篡周建隋时，她就曾痛哭流涕地说：“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旧唐书·后妃上》）隋炀帝大业年间，李渊有骏马数匹，窦氏对李渊说：“今皇上好鹰爱马，公有所知，此马不可久留。宜即上贡，否则必招身祸。”李渊不听，果然受到隋炀帝的谴责。后窦氏病死，李渊为求自安之计，多次搜求鹰犬进贡，不久果然被提升为将军。李渊对儿子们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旧唐书·后妃上》）随着隋炀帝对文武大臣疑忌的加重，李渊父子同隋皇室原来隐伏着的矛盾，也就迅速扩大和加深。可是李渊没有流露自己的异心，而是行自晦之计。杨玄感起兵反隋后，李渊受命弘化郡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重兵，他的妻兄窦抗曾跑来劝说：“玄感抑为发踪耳？李氏有图箓，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旧唐书·窦抗传》）但是，李渊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便推托说：“无所祸始，何言之妄也。”（同上）要窦抗不得乱说。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春，隋炀帝以疑忌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抄斩了他一家三十多人，李渊对此，非常恐惧。还在弘化郡留守时，隋炀帝出巡路过，李渊因病未去行宫拜谒，隋炀帝很不高兴，对李渊甥女后宫王氏说：“汝舅生病，可得死否？”李渊闻此消息后，也相当忧惧。从此纵酒沉湎，装作浑浑噩噩、毫无作为的样子，可他的反隋念头随着时机的成熟而在逐渐增长。李渊对几个儿子充满着厚望。他给长子取名为“建成”。二子取名为“世民”，即取其建功成业、济世安民的意思，甚含义深刻。这既是李渊对后辈的期待，也包含着他本人不满于现状的情绪。李世民看到隋王朝正处于混乱之中，就暗中怀有安定天下的大志。他礼贤下士，乐善好施，结交宾客，赢得了将士们的爱戴和拥护。

李世民娶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右勋卫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和右勋侍池阳人刘弘基都因为逃避征讨高丽之役，逃亡到晋阳，投靠了李渊。他们二人与李世民亲睦要好。左亲卫窦琮是窦炽的孙子，他也逃亡在太原，因平时与李世民不和，内心深怀不安。李世民对窦琮款待特别优厚，让他在府里随便走动，这样才消除窦琮的疑心。

晋阳古城遗址

晋阳宫监猗氏人裴寂，晋阳令武功人刘文静，二人住在一起，看着城上的烽火，裴寂叹息道：“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认为贫贱到如此地步，又碰上战乱，骨肉离散，靠什么才能够保命呢？刘文静笑道：“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同上）即谓形势是可以预知的，但谁也无可奈何，只要我们二人相知投合，又何必忧虑贫贱？刘文静看到李世民，很惊异他的才能，就用尽心机跟李世民结为深交。他对裴寂说：“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同上）其意谓，李世民不是一般人，性格豁达大度如汉高祖刘邦一般，神态威武如魏武帝曹操那样，年纪虽轻，将是一代英雄。此时，裴寂并未对刘文静的话在意。

刘文静因为跟李密有联姻的关系，被捕囚禁在太原的监狱里。李世民前去探望，刘文静说：“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同上）认为如今天下大乱，如果没有汉高祖、汉光武帝那样的才能是不能安定天下的。李世民说：“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子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同上）其意谓，你怎么知道没有具备那种才能的人？只不过人家还没有认识他就是了。我来探望你，不完全是跟儿女一样只来诉诉友情，而主要是打算和你商量大事，你有什么谋划。刘文静说：“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兴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同上）认为，如今隋炀帝在南方巡游江淮，李密又包围逼近东都，义军蜂起，大概发展到数以万计。此时此刻，如果有真天子驱使驾驭这些人，夺取天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太原百姓都是为躲避战乱搬入城内，我当了几年县令，知道他们中谁是豪杰，一旦把他们招募过来，至少可以集结十万人。你父亲所率领的军队，至少也有几万人，一言出口，哪个敢不服从！然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最多半年，帝王之业就可以建立。李世民听了这番话会意地笑道：“君言正合吾意。”（同上）于是，他就暗中布署宾客，李渊并不知道这些事。李世民生怕李渊拒绝，犹豫了好久，迟迟不敢向李渊明说自己的谋略。

李渊跟裴寂是老朋友，二人经常在一起宴饮交谈，甚为投机，往往一谈就从早上谈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刘文静打算让裴寂去说服李渊，于是就引见裴寂和李世民结交。李世民拿出自己积攒下来的私房钱几百万，让龙山令高斌廉跟裴寂玩赌，一次又一次的输给裴寂，裴寂非常高兴，由此，每天跟李世民在一起交游往来，情谊日深。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裴寂许诺劝说李渊。

此时，正遇突厥侵犯马邑，李渊派高君雅率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联合抗击突厥。王仁恭、高君雅出战失利。李渊害怕受连坐被治罪，非常忧虑。李世民趁左右无人之际，提醒李渊道：“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李渊一听要“兴义兵”，大吃一惊地说：“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同上）其意谓，你怎么敢说这种叛逆的话，我现在就要逮捕你，报告县官。说着说着就取来纸笔，表示要写奏章。李世民却沉着地提出：“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同上）其意是谓，我观察天时人事，确实到了如此地步，不然，我不敢说这样的话。如果一定要逮捕我，我愿一死！李世民语气十分坚决。李渊马上改口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同上）其意谓，我哪里会忍心去告发你，你今后可要谨慎，不得随便乱说！第二天，李世民再提醒李渊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同上）其意谓，如今义军日益增多，几乎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伐义军，可把义军讨伐干尽了吗？总而言之，最后还是不免获罪。世人都传说李氏当应验神秘预言书，所以李金才无罪却在一个早晨被灭族了。大人即令能将义军全部剿灭，那么功劳太高就无法赏赐，而你自己会更危险了啊！看来，只有昨天的建议可以使你解除灾祸，这是万分安全之策，希望大人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李渊叹息道：“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其意谓，我昨天晚上一夜都在考虑你的建议，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今天就是家破人亡，由你，变家为国，也由你啦。

此前，裴寂私下把晋阳宫的美女送去侍奉李渊。有一天，李渊和裴寂一起饮酒，饮至酒意正浓，裴寂从容不迫地告诉李渊说：“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同上）其意谓，你家二郎暗中招兵买马，打算举义旗立大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私自让宫女侍奉你，生怕事情一旦败露出来，大家一起获罪被诛杀，才为此定下这个应急之计，大家的意向已经协同好了，未知你现在意下如何！李渊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同上）意谓，我儿子果真有这个图谋，事情又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听从他的意见了。

由此看来，李渊一直处于从属的被动地位。不过，他认定隋廷“积怨于天下”，不可收拾，自视“己谋必成”。文学家薛道衡之子薛收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孝于父母，刻苦治学。后来薛道衡被隋炀帝赐死，“天下称冤”，薛收也因此发誓不仕于隋，埋首读书著述。太原起兵时，薛收投奔李渊，房玄龄大力推荐后，得到李世民重用，授以秦王府主簿。李渊父子在义兵之谋上是心心相印的。后晋刘昫等依据唐初实录而修的《旧唐书》，把李世民说成是“首谋”、“劝举义兵”的人物（《旧唐书·高祖本纪》）。宋代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干脆就说：“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太宗本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这里，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李世民。

薛收像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蜂起之后，李渊目睹天下动荡的局面，开始产生了叛隋的想法。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渊与士及“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在涿郡是何年何月呢？据《资治通鉴》一八二卷记载，大业九年正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是年，李渊任卫尉少卿，督运于怀远镇，路过涿郡，与宇文士及有过密谈。当时密论之“时事”显然是起兵反隋之事。这里还可以寻得证明，李渊称帝后笑谓裴寂的话中有这么一句：“此人（指宇文士及——引者注）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就是说，起兵前四年，即大业九年上半年，李渊与宇文士及密谈过夺取天下之事。

为什么没有立即行动呢？看来，李渊的坚忍镇静性格是重要的原因。除性格之固然外，还有环境之使然。当时，隋炀帝重用他，但又对他不放心，特地安插王威和高君雅来监视他。李渊深知隋炀帝“多以猜忌杀戮大臣”，因而“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高祖本纪》）。在公开场合，没有显示坚决起兵的态度，而是装出稀里糊涂的模样，而实际上，李渊时时处处在窥测方向，密商策划。当李渊看准隋王朝即将垮台之时，才毅然决定公开起兵。正如王夫之所言：“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读通鉴论》卷二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