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莫敢以贼闻奏”

隋朝末年，一场以反兵徭力役为基本特点的隋末农民起义首先于长白山揭竿而起，继而波及山东、河南、江淮等地。正当大起义风暴滚滚而来之时，隋炀帝无视起义的威力，甚至不许大臣如实反映起义军的情况，而宠臣也迎合隋炀帝的“好功”心理，报喜不报忧。当时出现了“莫敢以贼闻奏”的局面。实际上，当时以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达到了不敢面对现实的地步。

隋炀帝向左右侍臣询问义军的消息，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渐少。”隋炀帝问：“比从来少几何？”宇文述回答：“不能什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其意谓，宇文述认为义军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剩下来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此时，纳言苏威不愿被问到这个问题，把身子躲在殿柱后面。隋炀帝不相信这个情况，于是又把苏威叫到座前问询，苏威回答说：“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隋书·苏威传》）认为自己不是管这方面的官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义军，只知道义军距京都越来越近了。隋炀帝又问：“何谓也？”苏威对隋炀帝的发问答道：“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汜水。”（同上）认为过去义军只盘踞长白山，如今已盘踞汜水了。苏威继续回答道：“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剪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其意是说，况且往日应该呈缴的租赋和差役，现在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岂不是都变成义军了呢？近来看到奏报的义军情况都不是实情，遂使朝廷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对义军不能及时地加以剿灭。同时，陛下以前在雁门时，已经许诺停止征伐高丽，现在又征发士兵，义军怎么能够平息？对于这些连珠炮式发问，隋炀帝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就作罢了。不久，到了五月初五，文武百官进贡各种珍玩，唯独苏威献上《尚书》。为何要献《尚书》？据《隋书》载，苏威“献《尚书》一部，微以讽帝”。《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说的是，夏朝姒太康暴虐，贪图享乐，经常出外打猎游荡，一百天之久还不返回京师，部落酋长后羿起兵造反。姒太康的娘亲和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弯曲处，徘徊怨恨，慷慨悲歌，追述大禹的告诫而作《五子之歌》，表达了五个诲意。

《尚书》书影

为明苏威之用意，不妨引录原文如下：

其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字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其四，“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其意是说：

其一，皇家祖先训示，对待民众，应该亲近，不应该疏远。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安宁。我看天下，即令是愚夫愚妇，都可以给我教训。一个人如果不断地犯错，所引起的怨恨，难道一定显露在明处，它会潜伏在人不注意的阴暗之下。我治理亿万民众，好像用腐烂的绳子，去拉住六匹奔跑中的马。身居民众之上高位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害怕。

其二，皇家祖先训示，在内迷恋美女，百事荒唐。在外迷恋打猎，百事荒唐。吃美好的酒，听美妙的音乐，盖豪华的楼，砌豪华的墙。只要对其中一件事有兴趣，就不可能不被灭亡。

其三，上古帝王唐尧（姓伊祁，号放勋）曾经统治八方。因为政治混乱，法令不成法令，纪律不成纪律，到底还是灭亡了。

其四，英明的皇家祖先，是万王之王。有经典有制度，传给子孙安享。货物交通，贸易自由，皇家自然富有。一旦荒凉坠毁，皇家宗庙祭祀就会断绝。

其五，叹息唏嘘，你为什么还不回头，竟使我们伤悲。民众都在恨我，我将靠谁。满心哀伤，而脸上无限羞愧。谨慎而迅速地改过，还来得及后悔。

“讽喻”，是一种用委婉的言语进行劝说的表达手法。古代贤人就喜用此法来进谏。认为对于不合理又不便正面直言，只得以微词托意，希望统治者闻而知改。当时，隋炀帝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听不进一点儿别人的意见。苏威只得借用此法，他借献《尚书》，以讽炀帝，表明当时统治集团内少数官员对炀帝还抱有一丝希望。

隋炀帝也是博览群书的聪明人，对苏威的良苦用意，心里是有数的，可就是没有一下子点明罢了。当时有人就此打小报告诋毁苏威说：“尚书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逊。”（《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一看果然如此，顷时，怒火冲天。

唐尧帝像

过了不久，隋炀帝又向苏威询问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打算让隋炀帝了解天下有相当多人起兵的情况，就回答说：“今者之役，不愿发兵，但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给舟楫，浮沧海道，必喜于免罪，竞务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丽矣。”（《隋书·裴蕴传》）其意是说，现在征伐高丽之事，但愿不要再征调军队，只要赦免天下义军，自然可以得到几十万大军，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高兴可以赦免罪过，一定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隋炀帝听后极不高兴，苏威就退了出来。御史大夫裴蕴奏道：“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同上）说苏威此人太不恭敬了，天下哪里会有这么多义军。隋炀帝有所醒悟地说：“老革多奸，将贼胁我。欲搭其口，但隐忍之，诚极难耐。”（同上）认为苏威老奸巨猾，想拿义军来吓唬人，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暂时忍一忍！裴蕴从中看出风向，知道隋炀帝的心意，就让河南平民张行本奏报道：“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意谓苏威从前在高阳掌管挑选官员之事时，他滥授官职，同时畏惧突厥强盛，请求返回京师。隋炀帝命人对此进行审查验证，结果编织了苏威的种种罪行。于是下诏历数苏威的罪状：“威立性朋党，好为异端，怀挟诡道，徼幸名利，诋诃律令，谤讪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凡预切问，各尽胸臆。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资敬之义，何其甚薄！”（《隋书·苏威传》）由此将他除名为民。一个多月后，又有人再奏报苏威与突厥暗中勾结，阴谋叛变。隋炀帝命裴蕴追究法办，裴蕴判苏威死刑，朝廷大臣无不知道“此是冤狱”。苏威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只有叩头流血，为自己的罪行道歉。隋炀帝怜悯苏威且念其有功，就将他释放了，却把苏威的子孙三代罢官为民。

苏威事件，可以看作对隋炀帝抱有一丝希望的那些人的最后一点希望的破灭。从此隋炀帝走上了真正的末路。苏威事件，也教训了一批朝臣。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撰成《日知录》，认定炀帝有“盗钟掩耳之蠢”，“忌提民变之事”。隋炀帝的宠臣，更是迎合隋炀帝“报喜不报忧”的心理，闭口不讲起义军的情况。最为突出者要算虞世基。

《日知录》书影

虞世基，此人长得一副稳重谨慎相。平时沉默寡言，但说起话来，差不多句句都能迎合隋炀帝的心意。因此，也特别受到隋炀帝的宠爱，朝中大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亲朋好友凭借着他的势力，贪赃枉法，公开收受贿赂，趋炎附势的奔走他的家门，热闹非凡，因此，朝野上下对虞世基都极为痛恨怨愤。内史舍人封德彝谄媚虞世基，因为虞世基不太熟悉为官的要务，就秘密地为他筹划，如何竭力执行隋炀帝的诏命，如何逢迎顺从隋炀帝的心意，文武百官的表奏中有偏离违背皇帝旨意的，都放置一边，不肯转呈上报；审理诉讼案件，常引用严峻苛细的条文，加深诬陷；凡是论功行赏，则尽量挑剔，极力贬低。因此，虞世基日益得到隋炀帝的宠信，而隋王朝的政治日益弛废腐败，这都是由于封德彝所作所为。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辗转穿越义军辖地，从小路前往江都，当面向隋炀帝奏报：“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贼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隋书·虞世基传》）认为隋炀帝不迅速返回东都，东都就要陷落了。说着说着就呜咽流涕，悲痛不已。隋炀帝也为之动容，显出极为沉重之心情。虞世基见隋炀帝满脸愁容就劝说道：“越王年小，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隋书·虞世基传》）其意谓，越王年轻，这班人就是要诳骗他，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元善达又怎能来到这里呢？经此一说，隋炀帝又转忧为怒，咆哮道：“善达小人，敢廷辱我！”于是，隋炀帝派元善达经过义军控制区前往东阳去催运粮食，结果，元善达在途中被义军杀死。此事影响很大，据《隋书》评论说：“此后外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隋书·虞世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