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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认为，隋炀帝出征高丽是“师出无名”（转引自金宝祥等著《隋史新探》）。此话是没有历史根据的。隋炀帝是一位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皇帝，绝不会毫无目的地进行一次数以百万人员计的大行动。

有的人说，隋炀帝出征高丽的目的是为了灭亡高丽。这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其主要根据是苏威所言。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五月，隋炀帝向苏威询问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想使隋炀帝了解天下很多盗贼的情况，就回答说：“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丽可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其意是说，现在征辽之事，但愿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然可以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对被赦免罪过感到高兴，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隋书·裴蕴传》也载有苏威的话，不过苏威是“诡答”“可灭高丽”。此“诡答”，带有假话搪塞之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俏皮话。所以，不能以此为依据来推断隋炀帝征讨高丽的目的在于“灭亡高丽”。这里的“灭亡高丽”应解释为可灭高丽“侮慢上国”的气焰，并非灭亡高丽。这可从以下诸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隋炀帝“承先旨”来看，并没有“灭亡高丽”之意。隋文帝的旨意是想恢复和保持早在北魏时即已形成的宗主与藩臣的地位。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不供职贡，无人臣礼”（《隋书·东夷传》），并于同年公然“率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隋文帝大怒，于是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并派汉王杨谅等率百万兵马讨伐高元。当杨谅等讨伐失败以后，高元亦惶惧遣使上表隋文帝，并卑称“辽东粪土臣元”，还表示“谢罪”和信守藩臣之礼，于是隋文帝又对其“待之如初”（《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由此可见，当时出兵讨伐的目的在于维护同高丽原有的藩臣之礼。百济王昌获此消息后，深感对自己不利，于是向隋王朝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以求隋王朝再次出兵讨伐高丽。隋文帝考虑到高丽王一再上表称“臣”，就诏谕百济王：高丽业已“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同上）由此看来，隋文帝对高丽讨伐不在于灭亡之，而是旨在维护藩臣之礼。隋炀帝一而再，再而三征伐高丽就是为了继续维护同高丽原有的宗主和藩臣状态。

其次，从隋炀帝的出征诏令来看，也没有“灭亡高丽”之言辞。隋炀帝曾敕牛弘对高丽使者宣旨道：“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诏曰：“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隋书·炀帝纪上》）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又诏曰：高丽王“朝觐之礼，莫肯躬亲……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隋书·炀帝纪下》）从多次的诏令可以看出，隋炀帝出兵高丽的目的并非为了灭亡高丽，而是在于维护同高丽原有的宗主与藩臣的关系。

再次，从隋炀帝的战场指挥来看，隋炀帝征讨高丽旨在迫使高丽称臣。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五月，隋炀帝告诫诸将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当高丽军被隋军团团包围时，隋炀帝又命令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隋炀帝以高丽称臣为满足，只要高丽请求投降，就立即宣布安抚接纳，不得纵兵进攻。

还看一看后朝的唐高祖，他也提及了“称臣”之事。高丽遣使贡万物，唐高祖以此谓群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旧唐书·温大雅传附彦博传》）在这里，唐高祖也把高丽“拒炀帝”看成是违背藩臣之礼的行为。隋炀帝征伐高丽的目的在于迫使高丽王信守藩臣之礼，用温彦博的话来说，就是要维护隋与高丽之间“犹太阳之对列星”的关系（《旧唐书·东夷传》）。

金宝祥等先生在《隋史新探》一书指出：“尽管炀帝以武力迫使高丽王信守藩臣之礼说有其道理，但它只不过是问题的现象而已。若就实质而言，炀帝对高丽决战则有其更深一层的目的。”此言甚是。所谓“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高丽对于隋王朝的威胁。

高丽早在北魏时，就已据辽东，至开皇时，它“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并“常遣使人密觇消息”（《隋书·高丽传》），与此同时，高丽还泛海同江南陈朝勾结，企图夹击隋朝。随着高丽的不断强大，因此变成了对隋王朝潜在的巨大威胁。陆知命指出：“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隋书·陆知命传》）但由于高丽与隋在辽东接壤的地段不长，高丽西南和隋朝相距又长，其间又阻隔着大海，在此情况下，高丽对隋王朝的直接威胁并未构成严重的边患，因而，对于来自高丽的危险可以“且慢一步”来解决。

隋王朝灭陈之后，引起了高丽和吐谷浑的强烈反响。如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由此可见，隋王朝统一之后所形成的军事威慑力量，正是高丽王和吐谷浑“大惧”和结盟的关键所在。高丽和吐谷浑原来为了抗衡中原王朝，就有密切联系，到隋王朝统一南北之后，他们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特别是到了隋炀帝时期，其联系更加紧密了。据在《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和《隋书·契丹传》载，隋炀帝大业元年，“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云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丽交易，敢漏泄事实者斩。契丹不为备”。其意是说，契丹人侵犯营州，隋炀帝下诏命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军队去讨伐契丹人。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他让突厥人诈称到柳城与高丽人做买卖，并严令有敢泄露实情的人就杀，契丹人不加防备。这里意在说明韦云起借用突厥反击契丹的寇边，但韦云起“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丽交易”这一情节，却披露了高丽与突厥间所存在的经济交往的事实。说穿了，高丽与突厥之间的“交易”，就是高丽、突厥以及北方草原各族为抗衡隋朝的威胁而结成强大的军事包围圈。

到了隋炀帝时，高丽更是变本加厉，竟“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獩之境。……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徵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陲，亟劳烽候”（《隋书·炀帝纪下》）。当时，高丽还遣“私通使”前往突厥，合谋对抗隋朝。高丽与突厥的联合，足以对中原王朝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这是隋炀帝亲眼所见。前文已提及这么一桩事：当隋炀帝亲自去察看启民可汗营帐的时候，恰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可汗的营帐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只好让他觐见隋炀帝。隋炀帝看见高丽遣“私通使”前往突厥，当然心里升起一团怒火，可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于是裴矩献计道：“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隋书·裴矩传》）这就是说，高丽本是西周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中国的郡县，如今却不称臣，先帝很长时间就想征伐高丽，但是由于杨谅不成器，以致师出无功。皇上你现在君临天下，怎能不征伐它，而使文明礼仪之境，成为荒凉野蛮的地方呢？今天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隋王朝，可以趁他恐惧时，胁迫高丽派遣使者入朝。隋炀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让牛弘宣读隋炀帝的诏令：“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其意是说，朕因为启民可汗诚心地尊奉隋朝，所以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要去涿郡，你回去时告诉高丽王：不要心怀疑虑，只要报答朕养育之恩的礼，朕就会像对待启民一样对待你们。但是，假如不来觐见，朕将率领启民可汗巡视你的国土。高丽王高元听了此话后很是害怕，但是迟迟没有入朝称臣。于是，隋炀帝决定出征高丽。《隋书》也认定是这个原因：“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隋书·裴矩传》）

隋炀帝下定决心要征讨高丽的时候，突厥和吐谷浑相继衰败，使其征讨变为现实。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西巡，召处罗会于大斗拔谷，处罗借故不至，隋炀帝大怒。正在此时，附隶于处罗的西突厥酋长射匮遣使前来求婚，裴矩从中得到启发，他向隋炀帝献计道：“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愿厚礼其（指射匮）使，拜（射匮）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隋书·裴矩传》）隋炀帝听后大加赞许，采纳了裴矩之计，于是经过裴矩的一番安排离间，射匮兴兵打败处罗，处罗逃入高昌境内。在隋的晓谕之下，处罗不得不入朝于隋（《隋书·北狄传》）。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又“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从此，西突厥势力大衰，隋朝解除了西北方的后顾之忧。

对于吐谷浑，隋炀帝也采取了以夷制夷和武力攻击的策略。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隋炀帝遣安德王杨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接。宇文述率兵至临羌城，吐谷浑畏其兵盛，不敢降，并率众西遁，于是宇文述率兵追击，攻占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贵族二百人，伏允被迫南奔雪山，吐谷浑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隋炀帝为了彻底解除吐谷浑这一后顾之忧，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亲自西巡河右。四月，隋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以兵包围伏允所居之覆袁川，伏允惧歼而遁逃，六月，隋兵追至伏俟城。至此，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隋书·刘权传》）。吐谷浑的一蹶不振，使西北诸族受到极大震动。伊吾吐屯设迫不得已向隋炀帝献西域数千里土地，处罗可汗和高昌王伯雅先后入朝于隋。

隋炀帝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彻底削弱了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诸族力量，接下来，就以为有力量来对付高丽了。隋炀帝正是在此背景下三征高丽的。

三征高丽，这是一场给民众带来无法忍受的困苦和死亡的灾难，如第一次征高丽，出征军“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隋书·炀帝纪下》），直接从役的计有三百万。连年过度的征发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于是旱疫交加，“苦役者始为群盗”（同上）。《资治通鉴》对此作过评述：“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下诏征讨高丽时，曾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图画！终于在以“无向辽东浪死歌”为号召的农民大起义中，隋炀帝和他的王朝一齐覆灭了。五代时涿州归义人，后晋政治家刘昫主编的《旧唐书》依国史档案对隋亡也作了客观的叙述，认为“盖出民怨”。

如果没有隋炀帝对高丽的征伐，隋王朝的灭亡不会这么迅速。对此，唐人也有初步的认识。房玄龄说：“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也说：“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同上）

远征高丽，从隋炀帝的本意来说，是为了解除边患，巩固统治，可是，实际的后果却走向了他本意的反面，其最急速的反应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公开化，为此，隋炀帝不得不调转兵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