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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喜读书，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是，喜作文辞，也能作出一手好诗。他在宫廷饮宴时多半以赋诗为乐，在巡游天下时又多有感奋之作以表心志。他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常以诗歌互赠互和。王胄以文词为炀帝所重视，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隋炀帝的不少诗篇也都被妓女、歌女们在茶楼酒馆中唱出来，类似如今的流行歌曲。在隋炀帝的诗篇中以乐府歌词为佳，虽然没有什么多大的教育作用，但就文字本身来说，不失为上品。难怪郑振铎评说：“（炀帝）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据查，他的诗歌保留到现在的有四十四首，气质清新豪迈，一洗南朝的淫靡气象。《江都宫乐歌》曰：

《四时白纻歌》曰：

赠诸葛颍诗，最后一章曰：

以上皆传为隋炀帝之作。读了上面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讲究词句之优美乃为隋炀帝作诗时最用心之处。梁朝以后，声韵学日渐发达，周颙之四声切韵，沈约之四声谱，陆法言之切韵等书，先后问世，使四声确定，这极有利于诗的发展。魏晋的长期对字辞和声韵的重视，为隋代诗歌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使隋炀帝在用字遣词与格律音韵上也受到前代的熏陶。

隋炀帝喜爱文辞，讲究自然朴实，这也改变了当时的文风。隋文帝即位之初，“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辞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隋书·文学传》）隋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同上）。他所撰《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这与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只讲辞文之华丽，不讲实际内容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文风转变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特别是，由于隋炀帝的喜爱作诗，而且能作出一手好诗，自然影响了朝臣和士人，他们也都努力作诗，遂蔚成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影响了整个唐代。从唐太宗开始，唐朝君主也多喜爱作诗。《全唐诗》中选载唐太宗的诗多达九十九首。还有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和武后的诗。“诗言志”，以诗来表述自己的情怀、向往和追求，作为帝王，可能自隋炀帝始。

隋炀帝不时的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诗词水平。其方法有三：

其一，令人作诗，以作“模写”。“模写”亦作“摹写”，即依照范文临摹。如诏虞绰作《大鸟铭》。虞绰辞赋盛名于世，隋炀帝对其所文，无不称善。虞绰跟随出征到临海顿，见了大鸟，甚感奇异。隋炀帝特地诏虞绰作《大鸟铭》，其辞曰：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文德上畅，灵武外薄，车徒不扰，苛慝靡作。凯歌载路，成功允铄，反旆还轩，遵林并壑。停舆海澨，驻骅岩阯，窅想遐凝，藐属千里。金台银阙，云浮岳峙，有感斯应，灵禽效祉。飞来清汉，俱集华泉，好音玉响，皓质冰鲜。狎仁驯德，习习翩翩，绝迹无泯，于万斯年。（《隋书·虞绰传》）

隋炀帝看了《大鸟铭》，大赞写得好，命有司将《大鸟铭》刻在石碑上，并立于海边。虞绰与杨玄感交往甚密，借《兵书》给杨玄感，炀帝生疑，后因争田相讼被斩于江都。

其二，令人和诗，以纠不彩。如令与虞绰齐名的王胄和诗。王胄，琅邪临沂人，少有逸才，善于辞赋。晋王杨广引他为学士，即帝位后，又擢他为著作佐郎。王胄的文词一直为隋炀帝称善。隋炀帝经常从东都返回京师，赐天下大酺，作有五言诗，就诏王胄和之。当时王胄所作的五言诗是：

隋炀帝读了王胄的和诗之后很高兴，认为王胄此诗和得好，为此，他对侍臣说：“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隋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王胄继和。王胄跟随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至于他的死，在《隋书·王胄传》说：“胄性疎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这里讲得很清楚，隋炀帝是“爱其才而不罪”他的。问题是出在王胄和杨玄感结成一党。

其三，命人改作，以成佳作。如令尤善五言诗的庾自直诋诃，庾自直，颍川人，少好学，博学多通，晋王杨广闻之，引为学士，即帝位后，又进他为著作佐郎。庾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隋炀帝所爱。隋炀帝一有新作，必先给庾自直看，令其诋诃。凡是庾自直所提出的问题，隋炀帝都能虚心接受，加以修改。有的还反复推敲，直到称善，才肯公布。

经常帮他修改诗作者，还有不少。柳

也是他信得过的师友。柳

，河东人，少聪明，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初为晋王咨议参军，晋王杨广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柳

为学士之冠，晋王杨广以师友对待，每有新作，总还要请他润色之后才给他人看。有一次，从京师返回驻地，作《归藩赋》，命柳

作序，词甚典丽。起初，晋王属文，为庾信体，自从读了柳

之作后，文体也就改变了。柳

撰有《晋王北伐记》十五卷，他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谈诽谐，弥为太子杨广所亲狎。杨广即帝位后，拜为秘书监，封汉南县公。隋炀帝退朝之后，便命他入，言宴讽读，终日而罢。隋炀帝每当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就遣人命柳

前来同榻共席，可谓“恩若友朋”。隋炀帝还恨不能当夜把他招来，就命木匠刻一个活像柳

的木偶人，安上机关，能坐起拜伏。隋炀帝每当在月下喝酒时，就令宫人把此木偶人放在对座，与相酬酢，甚为欢乐。不管是以他人之诗“摹写”，还是令人和诗，还是命人改作，都说明隋炀帝在诗作上是孜孜不倦的，为了提高诗的艺术水平和表现技能，他倾注了不少心力。

正由于隋炀帝善爱诗词，往往把诗词水平当成选官的标准。在隋炀帝周围的官员多为能诗善词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现象。这可能是与他力创科举，以文取士联系在一起的。凡是能写一手好文辞且被隋炀帝看中，就召为随从，委以重任。丹阳建康人诸葛颍，习《周易》、《图纬》、《仓》、《雅》、《庄》、《老》，颇得其要，尤其《周易》，且清辩有俊才，晋王杨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隋炀帝即位后，迁他为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卧内，隋炀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隋书·诸葛颍传》）。隋炀帝还赐诗给他，待遇极高，后来又受到隋炀帝的冷遇。有的著作说：此为隋炀帝猜忌所致。其实不然。这完全是诸葛颍脾气“甚坏”所造成的。在《隋书·诸葛颍传》有载：“颍性偏急，与柳

每相忿阋，帝屡责怒之，而犹不止。于后帝亦薄之。”这里讲得很明白，其责任不在隋炀帝身上。

京兆人杜正玄，尽管是“无所屈挠”的人，隋炀帝还未即位时就召他为随从了。就是因为杜正玄博涉多通，应对自如，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杜正玄抗辞酬对，毫不屈挠，杨素甚为不悦。过了好久，林邑献白鹦鹉，杨素仓促召杜正玄前来观看，杜正玄一到，杨素就令他作赋，杜正玄仓促之际，援笔立成。杨素见文不加点，才开始奇异起来，接着又令其撰文多篇，皆落笔成章，而且辞理华赡，杨素感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晋王杨广引他为行参军，后又转豫章王记室。

会稽余姚人虞世基，在陈朝历任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散骑常侍、尚书左丞。陈亡，仕隋。虞世基工于诗，隋炀帝称之为海内诗人第一，其《出塞》诗：“霜烽暗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显尘昏。”盛传当世。历任通直郎、内史舍人、内史侍郎，受隋炀帝宠任，大业末，宇文化及弑炀帝，世基同时遇害。

高阳北新城人许善心，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诵记，多闻默识，当世称为“神童”，家有藏书万余卷，皆遍通涉，所作《神雀颂》为晋王杨广嘉许。隋炀帝即位后，授为礼部侍郎。后遭谮而被降品二等。大业九年，隋炀帝因问鬼神之事，诏许善心与崔祖璿撰《灵异记》十卷。大业十年又追叙前勋，授通议大夫，诏还本品，行给事郎。宇文化及杀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唯许善心不至。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许善心愤怒不已，不肯随去，后来被宇文化及杀害。《隋书·许善心传》载：“化及遣人就宅执至朝堂。化及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气。’命捉将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党辄牵曳，因遂害亡。”这里讲得很清楚，许善心完全是宇文化及杀害的。

会稽余姚人虞绰，博学有俊才，尤工草隶，善于辞赋，盛名于世。晋王杨广将他引为学士，杨广即帝位后，又将虞绰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对于虞绰的文采，隋炀帝“未尝不称善”。虞绰恃才任气，无所降下。著作郎诸葛颍以自己的学业得隋炀帝的器重，虞绰经常要轻侮他，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有一次，隋炀帝问诸葛颍：虞绰如何？诸葛颎回答说：“虞绰粗人也。”虞绰经常同当时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一起游玩。其族人虞世南告诫他说：“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隋书·虞绰传》）虞世南劝告他马上同杨玄感断绝往来，可是虞绰不听。后来，连续有人告虞绰将皇宫兵书出借给杨玄感，隋炀帝为此怀恨在心。杨玄感败后，籍没其家，妓妾并入宫，隋炀帝问其妓妾：杨玄感平常时与何人交往。其妾回答道：与虞绰往来最多。于是，隋炀帝令大理卿郑善果穷治其事。虞绰辩说：“羁旅薄游，与玄感文酒谈款，实无他谋。”隋炀帝不解，徙其到边远的地方去。

在隋炀帝的影响下，大臣们常常以诗言志，连皇后萧氏也以诗寄志。隋炀帝皇后萧氏是梁明帝的女儿。隋炀帝为晋王时，是隋文帝为他选定的妃。萧氏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隋文帝很喜欢她，杨广对她也“甚宠敬”，杨广即帝位后，立为皇后。隋炀帝每次出外巡游时，“未尝不随从”，她也经常向隋炀帝指出“失德”之处，也许后来隋炀帝听不进去，萧氏也不太敢多言了，史载：“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焉。”下面就看看萧氏所作《述志赋》，其词曰：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乃春生而夏长，等品物而同荣。愿立志于恭俭，私自兢于诫盈。孰有念于知足，苟无希于滥名。惟至德之弘深，情弗迩于声色。感怀旧之余恩，求故剑于宸极。叨不世之殊盼，谬非才而奉职。何宠禄之逾分，抚胸襟而未识。虽沐浴于恩光，内惭惶而累息。顾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难。实不遑于启处，将有情而自安？若临深而履薄，心战慄其如寒。

夫居高而必危，虑处满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摄生于冲谧。嗟宠辱之易惊，尚无为而抱一。履谦光而守志，且愿安乎容膝。珠帘玉箔之奇，金屋瑶台之美，虽时俗之崇丽，盖哲人之所鄙。愧绤之不工，岂丝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恶之由己。荡嚣烦之俗虑，乃伏膺于经史。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遵古贤之令范，冀福禄之能绥。时循躬而三省，觉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损思，信为善之可归。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质菲薄而难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实礼义之所遵。虽生知之不敏，庶积行以成仁。惧达人之盖寡，谓何求而自陈。诚素志之难写，同绝笔于获麟。（《北史·后妃下》）

当隋炀帝幸江都时，臣下离散，有宫人对萧皇后说：“外闻人人大欲反。”萧皇后回答说：“任汝奏之。”宫人直接报告隋炀帝，隋炀帝怒道：“非汝宜言！”就把报告人杀了。后来，又有宫人再去对萧皇后说：“宿卫者往往偶语谋反。”萧皇后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去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忧烦耳！”自后没有再敢去报告了。

隋炀帝是一个颇具文才的帝王，他善诗文，爱读书。正由“大业崇之”（《隋书·经籍志》）而带动了社会，形成了一股读书之风，吟诗之风，整理古籍之风，这对于后继的唐代文明有着直接的影响，可谓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至于隋炀帝之带头吟诗作文，其目的又在于使人们都居心于文事，以文事求功名，以文事立业绩，这与创立科举制是如出一辙的。

性格和兴趣有其个性特征，同时也有其社会性，尤其是帝王人物。他像秦始皇那样，十分钟情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