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隋炀帝自少好读，也颇属文。无论在晋王时，或是立为皇太子，或是登上皇位，都是手不释卷。

隋炀帝即位之初，他读的书很广泛，爱读古籍，也爱读当世之作。据载，隋炀帝特别爱读进献“太平十二策”的王通之著。王通其人，在《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皆无立传，附见在新、旧唐书的王绩、王勃传和王质传中。王通弃官归乡后，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并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聚徒讲学，听者甚众。据王通门人杜淹所撰的《文中子世家》载云：“炀帝喜读王通著述。”可见，隋炀帝是把读书与治国、平天下的伟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在隋文帝开皇四年，仅二十岁的王通见隋文帝，进献“太平十二策”，未获采用，于是返回故乡，从事研究，远来受教的人络绎不绝于途，人数多至千余，其中较著名的有杜淹、李靖、窦威、薛收、房玄龄、魏征、温大雅、陈叔达等，这些人多成为贞观年间的名臣。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薛收所撰《文中子碑铭》、司马光撰《文中子补传》等尽管没有隋炀帝喜读王通书的记载，但王通之书影响如此之大，不能不吸引好读的隋炀帝，再说王通所著多为儒家著述，如《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这些著述都已散佚，另有《中说》一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题王通撰，但后人多有怀疑，认为系其弟子所记，甚至认为是王通的后人伪造而假托王通之名。不过，纵使《中说》一书可能出自王通后人之手，但书中一定保留了许多王通论道讲学的意见，朱熹说：“《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朱熹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这样说，《中说》一书大体代表了王通的思想，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失传的《元经》、《礼论》、《乐论》、《续书》、《续诗》、《赞易》的主要内容是对孔子思想的阐述。王通说：“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让也。”但王通对道、佛的容忍和有限度的采纳，也可以看出王通思想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相当之大。王通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修德治民和民贵君轻，完全符合儒家的观念；在伦理思想上，王通认为人格是“圣人”，“圣人”与天地合德，于人无所不和，于事无所不通。圣人之下便是君子，成为君子的方法，王通认为是修养自己的品行，这也合于孔孟的主张。王通还主张当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而维系三纲五常于不坠。由此看来，王通是一个儒家学者，其著也是儒学之作。从中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喜读王通之书的动机在于用儒家的观念、权术来驾驭国家和社会。

隋炀帝爱读像《大学》、《中庸》等儒家之书，对著书立说的学者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师从刘焯的盖文达与族弟盖文懿皆为名儒，人称“二盖”，盖文达博涉经史，尤精于《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唐代成了“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这同隋炀帝的好儒政策是分不开的。与其他帝王相比，隋炀帝对于这些学者更能体谅。时有“二刘”之称的学者也受到隋炀帝不同程度的宽容和器重。

刘焯，字士元，信都人，开皇中举秀才，对策甲科，隋炀帝时为太学博士，著有《五经述议》、《稽极》十卷、《历书》十卷等。刘炫，字光伯，河间人，开皇时为殿内将军，后为太学博士，与诸儒修订《五经》，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北史·儒林传》称刘焯、刘炫二人“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瞻仰，所制诸经议疏，缙绅咸师宗之”。时人称之为“二刘”，是隋代经学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天下名儒后进，质疑授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

对于这样的学者，隋炀帝给予重用。尽管“二刘”的私德颇有问题。史称刘焯“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刘炫更伪造古书，“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尽管如此，隋炀帝还是尽量保护他们。对于刘焯，隋炀帝即位后，迁为太学博士，不久因有病去职，数年之后，隋炀帝又把他征为顾问。对于刘炫，隋炀帝接受其“诸郡置学官”的建议，并诏他修大业律令。这就进一步说明，隋炀帝对儒学及儒学学者都是很讲究实用的。“二刘”虽然私德不行，但广有影响，而且“缙绅咸师宗之”，因此还是很器重他们，为的是借重其名声为治国所用。

学界有一种说法：隋炀帝喜怒无常，在他身边的文人学士都死在他的刀下。此言依据不足。其实，隋炀帝虽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杀过一些文人，但从总体上看，他与相当部分文人学士交往密切，关系都较好，他所作的诗都教他们唱和，也请他们修改。由于他晚年的猜忌心太重，当时确实害死了一些在他身边的文人学士，但并非在他身边的文人学士都死在他刀下。唐人撰《隋唐嘉话》中有两处是讲隋炀帝的。一处说：“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一处说：“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缘’，复能作此语否。”因一句诗而杀人，真可谓为暴君。但《隋书·王胄传》所论却并非如此。所载是：“帝尝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与虞绰齐名，同志友善，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但王胄终被诛死。据《隋书》所记，王胄之死与诗无关。王胄其人性疎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隋炀帝征辽时，礼部尚书杨玄感乘机叛乱。王胄素与杨玄感友善，杨玄感常至王胄家，后杨玄感兵败时，王胄生怕被牵连而亡匿，潜还江左之时为吏所捕，坐诛。显然，王胄之死与作诗无关。再说薛道衡之死，也与作诗无关。《隋书·薛道衡传》作这样的记载：隋炀帝继位后，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隋炀帝看后很不高兴，他对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为《诗·小雅》篇名。《诗序》以为刺幽王，“言万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这里很清楚地点明：隋炀帝不高兴的是因为薛道衡在对隋文帝的颂词中有讽刺的意味，即以极力赞美隋文帝的办法来贬低隋炀帝。隋炀帝任命薛道衡为司隶大夫，将他放置在容易犯罪过的职位上。司隶刺史房彦谦和薛道衡素来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薛道衡不听。恰好正值议定新的律令，议论多时仍不能决定下来，薛道衡对朝士说：“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隋书·薛道衡传》）其意谓，假使当初高颎不死，新律令早就会决定下来，而且颁布实行了。有人将此言报告了隋炀帝，隋炀帝听后大怒：“汝忆高颎邪？”其意谓薛道衡还思念着高颎啊？就令其自尽，并将其妻子徙且末。对于薛道衡之死，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炀帝“忌才”所致，说薛道衡写出了“晴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之诗句，隋炀帝佩服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怎么也写不出这样的好句子来，怎么办？隋炀帝干脆就找了这个由头，把薛道衡给杀了。薛道衡之死，看来也是一个冤案。

应该说，隋炀帝对于学者还是重视的。杜如晦出身于世宦之家，少年好学。隋炀帝大业年间，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机敏善变，有才学，遂将他补为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尉。后见隋朝政治腐败，又认为县尉之职卑微，因而弃官归家。李世民闻知杜如晦足智多谋，便召进府中任兵曹参军。杜如晦竭力协助李世民筹谋，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除了重用学者外，隋炀帝还不断鼓励学者发奋著述。他自己还经常组织文人学士进行著述活动。《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一年》条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这里是说，隋炀帝喜爱读书写作，他任扬州总管时设置了王府学士达百人。他经常令这批学者进行修撰工作，直到他登上帝位，前后近二十年，修撰工作从未停止过。从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以致赌博、鹰狗等都编撰有新书，无不精深广博，总编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这是了不起的事。这正是隋炀帝鼓励的结果。陆德明是儒家学者、经学家，著有《经典释文》，广为流传，炀帝对其极为敬重，让其在京城著述。入唐后，官至国子博士。

隋炀帝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而是直接参与具体指导。吴郡人潘徽，性聪敏，善属文，能持论，尤精三史。晋王杨广引他为扬州博士时，就令他与诸儒合撰《江都集礼》。凡有十二帙，一百二十卷，洋洋大观，展现面前之后，晋王又令他作序，阐述其编纂意图，序言曰：“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

杰，藏用显仁。地居周、邵，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收杞梓之才、康庄之馆。加以佃渔六学，网罗百氏，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文沦风，赜无隐而不探，事有难而必综。至于采标绿错，华垂丹篆，刑名长短，儒、墨是非，书圃翰林之域，理窟谈丛之内，谒者所求之余，侍医所校之逸，莫不澄泾辨渭，拾珠弃蚌。以为质文递改，损益不同，《明堂》、《曲台》之记，《南宫》、《东观》之说，郑、王、徐、贺之答，崔、谯、何、庾之论，简牒虽盈，菁华盖鲜。乃以宣条暇日，听讼余晨，娱情窥宝之乡，凝相观涛之岸，总括油素，躬披缃缥，芟芜刈楚，振领提纲，去其繁什，撮其指要，勒成一家。”（《隋书·潘徽传》）

隋炀帝即位后，又诏潘徽与欧阳询等协助杨素撰《魏书》。后又授京兆郡博士，也是因为与杨玄感兄弟“数相来往”，为隋炀帝所“不悦”。

这不仅仅是编纂几部书的事，它的意义在于影响和带动大批文人学士进行著述活动。

隋炀帝爱书，不仅表现在勤奋读书，鼓励著书，还体现在对古籍的征集和整理。对于古籍的征集早在开皇初年就开始了。开皇三年，隋文帝采纳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颁发征集图籍诏令，明文规定：“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隋书·经籍志》）并遣派人员到各地去搜访异本。没有多时，“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至平陈之后，“经籍渐备”，收集到大批散佚的经典。其中《易》类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尚书》类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诗》类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礼》类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乐》类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春秋》类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孝经》类十八部，六十三卷；《论语》类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加上其他方面的经籍达三万八千余卷，超过了隋以前国家存书的一倍多。所集图籍中有些“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还“召天下工书之士”，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隋炀帝即位后，对图书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保管。“初，西京（长安）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隋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洛阳）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长安）、东都宫省官府。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褾。于观文殿（洛阳）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这里是说，当初，西京嘉则殿藏有三十七万卷图书，隋炀帝命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这些书进行选择和编次，剔除其中重复以及琐碎繁杂和鄙贱污秽的书籍，整理出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在东都的修文殿。又抄写了五十部副本，选为三等，分别存放在西京、东都的宫内、省署和官府中。正本书都装帧精美豪华，玉石为轴，锦缎为端。隋炀帝还在观文殿前设十四间书室，书室的窗户、床褥、厨幔，都极为珍贵华丽。每三间书室开一个双扇门，垂下锦质的幔帐，上面有两个飞翔的仙人，室外的地面上设置机关。隋炀帝驾临书室时，有宫人手捧香炉，走在前面踏踩机关时，飞仙就会下来将幔帐缓缓地卷上去，窗扉和厨扉都随之自动打开，隋炀帝离开书室，则窗扉厨扉及幔帐又自动地垂下关闭起来。《隋书·经籍志》所载也详，说隋炀帝把每种藏书写成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琉璃轴，下品用漆轴。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把魏晋以来的古迹名画藏于观文殿后的二台，东为妙楷台，收藏古籍，西为宝台，收藏古画。

在古代帝王中，像隋炀帝那样如此喜爱图书字画，如此保护古籍名画是少有的。正由于隋文帝、隋炀帝采取了一套搜集和保管图书的措施，尽管隋代时间不长，但《隋书·经籍志》中所记录的图书相当完整。这也是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隋炀帝如此喜爱又如此保护图书，也大大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85页）此言甚是。一千三百年前，当为开皇和大业年间。由此看来，隋炀帝的爱好与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关于印刷术的创始时间在此多说几句。

雕板印刷，当由印章、石经发展而来的。明代胡应麟曾引陆深的话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由此可见，隋朝已经发明了雕板印刷。不过，有些论著不同意此说，认为“雕板”实为“雕撰”之误，遗经可以雕板，废像如何雕板？况且，隋代既已发明了雕板，为什么唐初书籍还是抄写而没有雕印呢？于是，提出雕板的发明当在唐中叶，并举唐朝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被时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为例，认定“模勒”就是雕印。然而，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模勒”只是模写。因而有的人认为雕板印刷的发明，当在晚唐。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旧唐书·文宗纪上》）唐人范摅说：“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云溪友议》卷下）唐人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莫雕刻律疏》文中说：“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馊。”题下还注曰：“通印本共八百纸”。（《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根据这些材料，肯定晚唐时已经发明了雕板印刷，这是没有错的。当时能够如此大批量地雕印书籍，印书数千本，或是印本八百纸，据此印量应该是雕板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出现的情况，而不是初发明时的情况。所以，把雕板印刷推迟到晚唐时才发明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于是，有人把雕板印刷的发明时间往前拉。张秀民认为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或者稍后，确实有了雕板印刷的记载，他引明代邵经邦的《弘简录》说：“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59页）唐人冯贽《云仙杂记》转引《僧园逸录》的话：“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云仙杂记》卷五《印普贤像》）据此，玄奘印施普贤像，当在贞观晚年至麟德以前这段时间内。这时既能雕印大量佛像，那么，雕印文字亦就没困难了。所以，唐代贞观年间已经有了雕板印刷，该是信而有证的记载。凡事先有事物的存在，然后才会反映到文字记载上来。由此可知，雕印的实际发明时间当在贞观以前。因而隋朝时发明雕印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也评注说：“中国的印刷术创始于隋朝，公元六○○年左右。”（《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615页注）自从隋朝发明了雕板印刷后，唐朝时就逐渐用来雕印历书、佛像、佛经和诗文等。到了五代，冯道建议在洛阳雕印《九经》，母昭裔在成都印行《九经》和诸史，于是雕印书籍的事，广泛流行开来。到了宋代，雕印进一步发展了，并且，还由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作为一个帝王，隋炀帝的好读书，绝不可能是个人行为。由于隋炀帝的好读书，带头整理经典，使中国的文化在隋代这个不太长的朝代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印刷技术等方面的进步，就更足以著之竹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