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有的论著说：“炀帝虽然取得西域的归顺，但耗费了国家过多的资财，这种用钱收买的方式是否值得，颇可怀疑。”（台湾版《隋唐史》）有的论著明确指出：“隋炀帝君臣如此去经营西域乃是得不偿失之举。”（陆学康《裴矩“佞隋忠唐”析》，见《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笔者认为隋炀帝在经通西域过程中，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资财和代价，但是无论从当时的现实价值看，还是从长远的历史意义看，这些付出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的。

首先，加强了隋王朝的中央集权。隋王朝建立后，西北地区的突厥族统治着东北西域诸民族，与中原王朝抗衡，形成两雄对峙的局势，特别是西突厥称雄西域，不仅西域诸国不得安宁，隋王朝中央集权也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了经通西域，隋炀帝采纳了裴矩的离间之计，使射匮兴兵打败处罗，从此，西突厥势力大衰。对于吐谷浑，隋炀帝也采纳裴矩的离间计，铁勒大败吐谷浑，吐谷浑一蹶不振。西域经通后，许多国家都归附隋王朝，成为制服西突厥和吐谷浑的同盟军。在此形势下，处罗可汗也决心归服隋王朝。大业八年，处罗可汗上奏隋炀帝说：“自天以下，地以上，月日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隋书·北狄传》）处罗的话表示：天下地上只有隋炀帝一人为可汗，自己决无叛离之意。于是隋炀帝将西突厥一分为三，使处罗之弟阙达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会宁，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楼烦，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从此，来自西突厥的外患被根除了。与此同时，经通西域后，又迅速征服了吐谷浑，其故地皆为隋有，来自吐谷浑的威胁也就消除。边患的消除，使隋王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其次，促进了隋与西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经略西域后，由于社会的安定，农民得以全力投入。农桑田亩，当时呈现一派“勤耕穑”、“务在农桑”的繁忙景象。原来常遭劫掠的沿边郡县消除了战祸，经济发展有了好的环境。如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等地，“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涿郡，“人物殷阜”（《隋书·地理志》）。隋王朝屯田，原来沿边仅有恒安镇一处，陇右河西虽土旷，但因“边境未宁，不可广佃”，通西域之后，屯田大为发展。置西海、鄯善、且末、河源四郡，“大兴屯田”，而且又大兴屯田于玉门之外。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对商业的促进更为显著，因为大批胡商人入东都交易，促使商品流通加快，新的市场不断建立，如张掖就是西域与中原贸易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西域畅通之后，也给西域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一，平息了战乱，西域诸国摆脱了西突厥的经济搜刮。这样一来，生产的发展有了保障。如疏勒原来“每岁常供送于突厥”，铁勒被“厚税敛其物”。隋炀帝经略西域之后，这种现象没有了。其二，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传进了西域，使西域诸族的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进步。史载“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隋书·西域传》），诸如耕作方法、生产工具、建造房屋、修筑桥梁和道路，直到运输设施都为西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利用，如农业，龟兹农作物多至“稻、粟、菽、麦”，手工业，高昌盛产食盐、葡萄酒。纺织业，康国尤为发达，能够生产一种名叫“锦叠”的织品。商业，也以康国为最，“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总之，和平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交流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发展了中西交通。通西域开始于西汉。张骞通西域，搞清了两条交通干线，即出玉门、阳关，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至莎车，为南道。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等国。从车师前王庭，沿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西逾葱岭至大宛、康居等国。魏晋离乱以来，中西交通干线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屡遭堵塞，处于时通时绝的状态。直到隋炀帝经略西域，才使中西交通得到了新发展。史学家翦伯赞将隋炀帝的通西域视作进一步拓宽张骞通西域所开辟中西交通要道作出重要贡献。当时，交通干线由原来两条增为三条：

自敦煌出发，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地中海。

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锻汗，苏对沙那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于波斯湾。

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印度洋。

据考，裴矩所言的中道和南道，就是张骞所云的北道和南道。裴矩所说的北道，在汉时是没有的。这一新交通干线的增加，也就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

第四，加深了汉族与祖国西部诸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以及血缘关系上的融合。经通西域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了，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逐渐缩小民族差别。许多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为汉民族的风俗所慕化，纷纷要求改换中原的服式。如高昌王在中原三年，“深慕汉俗”，回国之后，下令“解辫削衽”（《隋书·西域传》），实行中原的风俗习惯。靺鞨归隋居住柳城后，益“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彩”（《隋书·靺鞨传》），此后靺鞨也盛行起汉族民众的风俗。东突厥启民可汗上表请求“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康国“丈夫剪发锦袍”。焉耆，“婚姻之礼有同华夏”，龟兹，“俗与焉耆同”。

与此同时，汉族与祖国西部诸少数民族血缘关系也进一步得到融合。隋炀帝坚持和亲政策，不少宗室公主出嫁于少数民族首领，隋朝权贵也与少数民族结成秦晋。隋炀帝时，萧琮昆弟布列朝廷，是十分显赫的贵族名门，他“嫁从父妹于钳耳氏”，为尚书令杨素所劾。其理由是说：“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适妹钳耳氏乎！”萧琮回敬说：“（你）前已嫁妹侯莫陈氏，此复何疑！”杨素辩解说：“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萧琮不服气地说：“以羌异虏，未之前闻。”（《隋书·萧琮传》）如今列举这段故事，不是要论证羌、虏谁贵谁贱。这里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隋代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已是很普遍，不分种族先进与落后了。像杨素、萧琮这样的权贵都与少数民族通婚联姻，至于边地的平民百姓就更多了。民族间的通婚日益增多的结果，必然使民族关系更加融合。

第五，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得到推动。隋炀帝为了吸引诸民族来中原，“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使许多民间音乐得到搜集、整理和发展，不少停废已久的民间艺术又焕发灿烂的光彩。据考，隋炀帝制定的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九部乐，其中有四部即西凉、龟兹、康国、疏勒是源自西域的。同时隋炀帝时百戏杂技艺术比周齐均有极大的发展，也是因为吸收了西域诸族的技巧。隋炀帝经通西域的产物即裴矩的《西域图记》也为隋代文化添锦加彩。此书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历史古籍中有关专门记述西域的空白，在隋之前，像裴矩这样的书还未曾有过，正如裴矩所言：“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隋书·裴矩传》）隋前虽有《张骞出关记》一卷（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但远不能与裴矩之著相提并论。其一，裴著《西域图记》广泛搜集、详尽记载了西域诸国的风俗物产，“以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逐一记载”。其二，裴著《西域图记》多方考察，明确通道。对于所经山河地名与国号，一则“考于前史”，二则“多方考察”，“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为使材料可靠，对那些“空有丘墟，不可记识”和“幽荒远地，卒访难晓”，“山居之属，非有国名”者均不收入。其三，裴著《西域图记》澄清事实，纠正谬误。西域因“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但经裴矩的探考，“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诸国之事罔不遍知”。由此可见，《西域图记》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图书。岑仲勉对此书也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不可因人而废”，“近年所得陆法言切韵残本，学者犹珍如拱璧，矩书不存，至为可惜。”（《隋唐史》下册）

同时，中原文化也为西域诸族所吸收，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少数民族所尊行，在《隋书·西域传》中有高昌国都城“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的记载。

综上所述，隋炀帝经通西域，带来了隋代社会的发展，此举绝不可能“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隋亡之因不是经通西域所致，而是徭役繁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多因素引起的。所以，不能以“糜费”而否定隋炀帝经通西域的历史意义。隋炀帝通西域可以说是利在当时之世，也利于千秋后世的事，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而特书的。至于由于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因之耗费财力物力过大，也是有的，那当从其局限性方面加以讨论，决不可以由此而抹杀经通西域这一伟大壮举。

以上数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盛世帝王，这除了与他的家世、社会与时代背景相联系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