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通西域之方法

史籍多称隋炀帝“好远略”，此为史家对隋炀帝的贬责之词。其实，此“略”并非全指侵略，也包含经营、巡行之意。既是经营、巡行，也就不是暴力行为，而是用和善的手段进行惠化，使各族之间加强交往。隋文帝也想采取文德手段来感化对方，以达到“卧鼓息烽”、“务于耕织”的目的（《隋书·北狄传》）。隋文帝的一套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突厥等族统治者的侵扰，改善了民族之间的关系，但突厥和吐谷浑向中原进攻的欲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增长。开皇末大业初，突厥不断兵侵隋朝的西北边境。如开皇十八年，达头可汗“率骑十万来寇”（《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隋炀帝即位，仍无和解之意。又如吐谷浑，以“朝贡”为名，“常访国家消息”，“访”者，刺探也。隋文帝对此甚为反感，但没有采取武力措施。

马端临雕像

看来，隋炀帝并不赞成依靠武力来经略西域。因此，他在消除突厥等强族对中原边境的威胁时，设计了分化瓦解之方案，并坚决贯彻之。宋末史学家马端临也指出这一点。如当时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骄而无礼，适会其酋长射匮可汗遣使求婚，裴矩上奏：“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隋书·北狄传》）于是，隋炀帝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隋炀帝又于仁风殿召见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隋炀帝当即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赐射匮，诫其“此事宜速，使疾如箭”。射匮闻而大喜，率兵袭击处罗，处罗大败（《隋书·北狄传》）。从此西突厥势力一蹶不振。对待吐谷浑更是采取这种办法。隋炀帝即位，吐谷浑“职贡不修”，且阻止西域诸国与大隋来往，而适铁勒犯塞，遣使谢罪。隋炀帝遣裴矩至馆“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率兵攻袭，使其王伏允退保西平。大业四年，隋乘机出兵，大破其众，拔曼头、赤水二城，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故地皆为隋所有。

《隋书·西域传》载：“炀帝嗣位，引致诸蕃。”所谓“引致”，就是主动地采用各种办法来引导诸民族到中原地区来活动，或经商、贸易，或学习技艺，或从事政治活动，与隋王朝建立友好关系。

方法之一，以“慰抚”感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铁勒遣使归附，隋炀帝“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隋书·裴矩传》），让其安心在隋。西突厥处罗可汗虽从大业七年入朝附隋，“然每有怏怏之色”，隋炀帝恐其有变，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冬在临朔宫会见处罗。处罗惧怕炀帝降罪，连忙稽首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道尽。”隋炀帝不计前嫌，慰抚道：“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处罗总摄事繁，不得早来相见。今日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当豁然，不烦在意。”（《隋书·北狄传》）经此安抚，处罗的归顺之心更加坚决，后来跟随隋炀帝东征西巡。

《隋书·西域传》书影

安抚建筑在宽容的基础之上，也包含有对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尊重。隋炀帝特别尊重西域诸国的民族习惯，他坚持“各尚所宜”的政策。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幸榆林，启民来朝行宫，并上表曰“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隋炀帝先让大臣们讨论，“公卿请依所奏”，隋炀帝却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好心孝顺”，不一定要表现在“改变衣服”上，他下诏书：“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书·北狄传》）隋炀帝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俗上应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认为“各尚所宜”，才能“其道弘矣”。当然，这个“各尚所宜”也是可以变易的。如果少数民族自愿接受汉民族的风俗，他不仅不反对，还表示欢迎。如高昌王伯雅下令国中曰：“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隋炀帝“闻而甚善之”，下诏嘉美高昌王“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隋书·西域传》），还“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同上）。

方法之二，以“厚利”导之。“啗以厚利，导使入朝”，即采取以厚利引导他们入朝。这是隋炀帝反复强调的。西域胡商，不畏千里，就是为利而来，无利，他们是不会来的。当时，西域诸族与中原交易“多至张掖”而止。隋炀帝知道后，即派裴矩至张掖、武威间，与诸族酋长广泛交往，裴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啗以厚利，导使入朝”（《隋书·裴矩传》）。并规定，凡来东都交易的商人，一律给予优待。这可以说是调动经济手段来打通西域的道路了。来者，有典蕃署接待，安排其车马舵船，吃住衣行，并负责其互市交易。如“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令三市店肆皆设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隋书·裴矩传》）。如此热情，胡客皆惊叹不已。由于京都与西域诸国间隔悬远，交易不便，隋炀帝又在伊吾筑城，作为他们交易和辗转休息的场所。正由于隋王朝尽力给西域诸国胡商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使他们得利非浅，所以来中原交易者日益增多。这种优待政策所带来的显著效果在《隋书·西域传》有所披露：“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

方法之三，以“百戏”引之。隋炀帝因为启民可汗将要入朝，想以隋朝富丽的声乐向启民可汗炫耀，太常少卿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隋书·裴蕴传》），这就是说裴蕴迎合隋炀帝的旨意，奏请将天下原来的周、齐、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编为乐户；六品以下官员至庶民百姓，有擅长音乐的，都到太常寺当差。隋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散在各地的乐人大集东京，演奏百戏。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先有舍利兽来跳跃，忽然激水注满街道，遍地都是鼋鼍、龟、水人、虫鱼；又有大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间化作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然后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两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两人头顶条长竿，竿上有人舞蹈，忽然两竿上的人飞腾而过，跳到对方的竿上。还有神鳌背负大山，魔术艺人吐火等技艺，千变万化，旷古莫俦。艺人们都穿着锦绣缯彩的衣服，舞蹈者身上环佩叮，还点缀着花色的羽毛，“殆三万人”。隋炀帝还令京兆、河南两地制做艺人所穿的彩服，使“两京缯彩，为之中虚”。大业三年，隋炀帝“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隋书·音乐志下》）。关西由安德王杨雄负责、东都由齐王杨暕负责，盛况空前。《隋书》有载：“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营费钜亿万”。此举被视作隋炀帝个人的奢侈浪费，其实不然，尽管花费了不少社会财富，但是它换来了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昭君墓

《文献通考》书影

方法之四，以“和亲”结之。“和亲”在隋文帝时就开始实行了。隋炀帝继续实行这一和亲政策，如大业五年，东突厥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同年，高昌王伯雅来朝，隋炀帝以“宗女为华容公主嫁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西突厥射匮遣使来求婚，隋炀帝许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又以信义公主嫁与处罗可汗，赐锦彩袍千具，万匹。由此看来，隋炀帝与诸少数民族和亲已成为传统，前有汉代昭君出塞，后有唐代文成入藏。此时的和亲政策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同于汉代的委曲以安边，也不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以逐鹿中原而缔结军事同盟，而主要是为了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对方，即以柔化达到开疆拓土的目的，也就是“公主出降蕃王，本拟安养部落”，且应“善修嫔则，载叶蕃情，实资辅佐之功，广我怀柔之道”（《唐大诏全集》卷四二）。宋末史学家马端临在其著述《文献通考》也肯定隋炀帝的和亲“怀柔”之策。从客观上看，和亲对缓和各民族间矛盾，亲情对缩短各族间距离都是有好处的。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采用封爵的办法来安抚归服之心。如靺鞨渠帅度地稽入隋朝后，“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并与汉族官僚平等视之，“每有战功，赏赐优厚”。高昌王伯雅入朝，出入宫廷三年，官历“光禄大夫”，并封为“弁国公”。封爵跟和亲一样，都是为了结成亲密的关系。

隋炀帝经通西域，看来是尽量吸取了前代人的经验教训的。他力求用文功引致，而基本上不动用武力；他讲究情感的建树，而不采取于强求手段；他既致力于做少数民族头领的工作，又十分看重民间大使——商人的作用。这些，都应当说是明智、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