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强化府兵制之措施

隋文帝对府兵制的改革尽管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府兵制是从鲜卑的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往往受到顽固的旧观念、旧势力的干扰，而使改革不彻底，也就是说，改革不到位。对此，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了如下分析：府兵之制，“其初起时实摹拟鲜卑部落旧制，而部落酋长对于部内有直辖之权，对于部外具独立之势。宇文泰与赵贵等并肩同起，偶为所推，遂居其上，自不得不用八柱国之虚制，而以六柱国分统诸兵。后因李虎先死之故，并取其兵，得扩张实力，以慑服其同起之酋帅。但在宇文氏创业之时，依当时鲜卑旧日观念，其兵士尚分属于各军将，而不直隶于君主。若改移此部属之观念，及变革此独立之制度，乃宇文泰所未竟之业，而有待于后继者之完成者也。”此“未竟之业”，显然，隋文帝也没有达到完成的目标，于是，隋炀帝继承父业，继续进行府兵制的改革。

隋炀帝改革的主题就是进一步强化他对府兵的控制。宇文泰始设府兵时，“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欣以宗室宿望，从容禁闼而已。余六人（指当时被封为柱国大将军的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加上宇文泰、广陵王欣，合称八柱国）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指广平王元赞、淮王元育、齐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导、平原郡公侯莫陈顺、高阳郡公达奚武、阳平公李远、范阳公豆卢宁、化政公宇文贵、博陵公贺兰祥、陈留公杨忠、武威公王雄），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资治通鉴》卷一六三）“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当时的府兵虽曰禁旅，实权却操在宇文泰手中。宇文泰死后，宇文护擅权，府兵又转由宇文护掌握，凡是要征调军队，非要经过宇文护同意不可。六柱国、十二大将军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也有很大的权力，直到宇文护被杀以后，府兵才直辖于天子。到了隋文帝时，经过改革之后，使军事管理系统严密多了。但仍有不少疏漏，如何进一步防止擅兵的弊端便成了隋炀帝改革府兵制的重点。

俞正燮像

隋炀帝对于府兵制的改革的原因除了在于加强对府兵的控制之外，还在于府兵的本身带有诸多落后因素。纵观兵史，可以这样说，府兵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充兵者要自备许多物资。对此，今人甚为不解，其实一点也不足怪，因为游牧部落都随身携带物资。清代学者俞正燮之作丘甲义云：“古足兵皆在民间，誓，敹乃甲胄，乃干，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官不与也。周礼，师田军旅，旅师简其兵器，县师使皆备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亦六国民兵。”朱礼说：“当唐盛时，天下户口八百余万，而府兵四十万，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凡民之租调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为兵，是以国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强也。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事笺后集》卷七）这里讲的虽是唐代府兵制，但也可以推知隋代府兵制的概貌。《魏书·燕凤传》说：“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岑仲勉在《隋唐史》上册又说：“北族战胜后准其军队虏掠，俘虏又得配给，反纳殊不为苛，我国文化前进，以秋毫无犯为口号，岂能适应？若徒因府兵可省度支。……其次，漠北人惯于马上生活，倏忽百里，内地则交通匪易，旅费不资，‘多惮劬劳，咸欲避匿’。”如此松懈的军事组织观念显然影响着府兵制。府兵制已到不能不变的境地，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其缘盖出于此。正由于这个缘故，隋炀帝对府兵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仅取其军民结合的形式，而且将其不少内涵都改造了。这就大大加强了他对府兵的控制。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出版）书影

《宋论》书影

第一，改称。隋文帝时初置十二军，称为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其中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领府兵，开皇中，又置骠骑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改车骑将为鹰扬副郎将。鹰扬者，威武之谓也。《诗·大雅·大明》有言：“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隋炀帝用“鹰扬”来命名就赋予其深刻的含义，命府兵成为逞威天下的军队。同时，还将隋文帝时的十二卫改称为左右翊卫、左右武卫、左右候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骁卫。这里的改称看来是一名之易，实际上也是为了使府兵具有新气象。

第二，撤除诸州总管府。隋文帝即位之初，设置“总管”与“大总管”，战时则称“行军总管”，每一总管统率一支作战部队，平陈之役，行军总管竟多达九十位。隋王朝在诸州要冲之地分置总管府，置军以为镇守，这种地方军事性的总管府在开皇中竟达五十多个，时有增减，其中历时最久的总管府有三十州：凉州总管府、兰州总管府、秦州总管府、原州总管府、灵州总管府、夏州总管府、云州总管府、朔州总管府、代州总管府、隰州总管府、并州总管府、幽州总管府、玄州总管府、营州总管府、叠州总管府、会州总管府、利州总管府、益州总管府、信州总管府、徐州总管府、寿州总管府、扬州总管府、襄州总管府、荆州总管府、潭州总管府、洪州总管府、吴州总管府、广州总管府、循州总管府、桂州总管府。以上诸州，也可称为总管府区，到了隋炀帝时全被撤废，以便于由中央直接掌管军权。

第三，加置“骁果”。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又加置了折冲、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将官职，由他们来统率和训练“骁果”。骁果是特别募选的精锐武士。有的论著认为骁果是与府兵性质不同的募兵，属于番上宿卫性质的内宿卫，其发展膨胀，使外宿卫即府兵受到压抑，地位下降，因此骁果是促使府兵制度崩溃的一大原因（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把骁果看成是与府兵制两相对立的存在，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骁果制与府兵并非互为矛盾的对立物，而是对府兵制的补充和发展。

首先，从骁果出现的时间看，骁果补充了府兵制的缺陷。隋代“骁果”最早见于《隋书·炀帝纪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丁丑条载：“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由此可知，首次远征高丽的失败，反映原来扩充的军事组织缺乏战斗力，迫使隋炀帝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强化府兵制，这样看来，骁果可视为府兵中的精锐部队。

其次，从骁果的制度规定看，骁果同属府兵制。如前所述，骁果的出现，最早见之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丁丑日发布的诏令。继此，同月辛卯日，“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隋书·炀帝纪下》）。在《隋书·百官志》亦记载，骁果在当时十六卫府中隶于由左右领左右府所改建的左右备身府下。这也就是说骁果并非另外设置的独立组织。

再次，从骁果的实行情况看，骁果参与到府兵制兵府系列当中。骁果本应隶左右备身府，受折冲郎将、果毅郎将总领，但在《隋书》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传中有载，虎贲郎将也“总领骁果”，这正说明，骁果已超越左右备身府范围之外，参与到其他府兵制兵府系列当中，从上到下都采用了与府兵系列完全一样的组织形态。这也证实，隋炀帝并没有使骁果制从府兵制独立出来。

骁果的战斗力有所增强，在战场上表现了奋不顾身的惊人之举。这是因为实行了特殊政策。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八月甲辰诏书中宣布的免除税役的特别规定：“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隋书·炀帝纪下》）对于兵士应募的回报，优遇惠及全家所有人员，可以说这里含有诱发兵士自发性和积极性的意味。加之，骁果又是隋炀帝亲军的组成部分，接近皇权，由此带来的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更诱使人们乐于跻身其间，同时也诱发他们在前线意气昂扬、果敢奋战。骁果虽然在制度上隶属左右备身府，但实际活动却不为其所限，所以骁果被派驻在长安、东都洛阳及其周围。一般的府兵与特殊的府兵（骁果）的并存，对府兵制度是一个促进。

第四，“互不相知”，权操君主。令每郡设置都尉、副都尉，专典一郡之兵马，与鹰扬府共司户籍调遣之务。过去，除总管府统兵外，凡驻军的地方，兵权往往由刺史兼掌。隋炀帝改州为郡后，郡置都尉，副都尉领兵，“与郡（太守）不相知”（《隋书·百官志下》）。当需要发兵捕盗贼时，由都尉和鹰扬郎将“共议”决定之。这一条规定，就把地方将领的兵权限制了，这有利于中央的直接控制。还明令十二府有领兵权，而无调动军队的权力，兵部掌管军令和军官的除授等，却不具体领军。两者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军权完全操于皇帝手中，防止了权臣擅兵的弊端。

第五，“仍令一与民同”。这里说的“仍令”，表明以前虽然讲“一与民同”，但没有好好实行，这里重申，本身具有强化之意。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还作了这样的分析：“隋文帝开皇十年诏书中有‘垦田籍帐悉与民同’之语，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况，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及征调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而已。”《隋书·食货志》也指出：“隋文帝使军人悉属州县，则已大反西魏初创府兵时‘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即兵民分立之制，其令‘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及‘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到了隋炀帝时，“仍令一与民同”，此“仍”带有更加之意。也就是说，隋炀帝在其父皇改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

隋炀帝以上改革，有的论述视之“无非名目、阶等、隶属之更改，实质上无大变化”（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看上去，隋炀帝的改革像似名目、阶等、隶属之改，其实，隋炀帝对于府兵的改革含有实质性的内容。如同“侍官”之改一样。在《通鉴》有载：“自置府以其番宿卫，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至是卫佐悉以借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为‘侍官’。”对此，有人认为是“改易空名”而已，陈寅恪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周武帝改军士为侍官，即变更府兵之部属观念，使其直隶于君主。此湔洗卑部落思想最有意义之措施，不可以为仅改易空名而忽视之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经此改革之后，府兵制更有战斗力。《玉海》卷一三八李繁《邺侯家传》云：“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统一，皆府兵之力也。时晋王与杨素等凡十八人总管，率师五十万伐陈。……后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也。”又云：“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召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又杜牧原十六卫云：“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也将周之灭齐，隋之统一，归功于府兵。唐人的评论也许有所失实，但他们毕竟近离隋代，对隋代府兵制的作用多少揭示了一些。

《习学记言》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