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强化府兵制之背景

谈到改革府兵制的背景，必然涉及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关于隋唐府兵制之渊源，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继承西魏、北周之遗业，有的认为隋唐府兵制承北齐而不承北周。

对于府兵制度的说法，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则记载不详。唐李繁《邺侯家传》云：“府兵之制，史册不甚详”，与李繁并时之刘秩、杜佑，在《通典》内并未给府兵立专节，由此可以想见在安史之乱前，材料已极端缺乏了。实际上，府兵废于开元十一年（而杜牧还以为开元末），孙樵还盛称开元府兵如何如何。可知材料之少，人们凭借零星材料加以推测而造成误传。

二则府兵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比较一致地认定府兵制最早建于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是从鲜卑的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废于唐代之天宝，前后凡两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多。前后期的情况如此大异，用前期的府兵制推说后期的府兵制，就必然要闹笑话。

自从门阀制形成以后，高门世族普遍家有私兵，就是一些政府兵，如元魏前期的八军，魏末的六坊以及后齐的六府军，都和当时世族之家的家兵一样，带有浓厚的部落色彩和私兵性质。

有关府兵制的起源有两条材料，一是《北史》的记载：

北魏孝庄帝像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公元537年），魏文帝复以周文帝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帝位总百揆，都督中外军事，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是为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不限此秩，无所统御。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并不得预于此例（《北史》卷六〇）。

另一条是《玉海》的记载：

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每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仍加号持节大都督以统之。时皇家太祖景皇帝（李虎）为少师陇右行台仆射陇西公，与臣五代祖弼、太保大司徒赵郡公及大宗佰赵贵、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于谨、大司空侯莫陈崇六家主之，是为六柱国，其有众不满五万。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已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自初属六柱国家，及分隶十二卫，皆选勋德信臣为将军（《玉海》卷一三八《兵制》）。

《玉海》书影

综合以上两条材料，可知如下几点：

一、府兵制是从鲜卑的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最早建于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

二、设总领中外诸军的“持节都督”，以下分设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府各统一军，构成府兵系统。

三、充当府兵的最初仅限于鲜卑贵族，其后，始“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再实行“借民之有财力者为府兵”，使府兵组织扩大到汉人。

四、在府兵制下，士兵另立户籍，身份较一般平民稍高，并免除一切赋役负担，专门致力于训练和作战，同时由于府兵组织比较严密，因而拥有较强的战斗力。

五、西魏府兵所任者，纯属禁卫军职务，所言十五日上则任警卫，十五日下则习战事。

西魏北周创立府兵制度后，逐渐将地方地主武装纳入府兵系统，但直到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前，各地乡兵、义众、州郡兵、少数族兵仍然比比皆是。这些地方兵，实际上是世族地主私家武装的代表，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直接障碍。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在平陈之后，为了巩固和加强刚刚实现的南北统一的局面，便于同年四月明确宣布禁止私人武装，四月壬戌诏曰：“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隋书·高祖纪下》）在政府军以外，不准再有私家武装，这是中央集权强大的表现，也是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原因所在。自此以后，部曲等私兵的存在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与此同时，隋文帝一面继续沿袭西魏和北周的府兵制度，设总领中外诸军的“持节都督”，以下分设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府各统一军，构成府兵系统。另一面着手对北周府兵进行改革。北周府兵编入“军籍”，与一般百姓的“民籍”不同，不包含在地方政府的“编户”户籍之内，这些编入军籍的府兵和他们的家属称作为“军户”，军户被安置在“坊府”之中，所以又称“府户”，府户之兵便称“府兵”。府户随军队的调动而随时移动。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对府兵作了一次重大改革，下诏废除“坊府”，将府兵编入民户，这和一般“编户”相同，《隋书·高祖纪下》作了这样的记载：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从此以后，府兵纳入户籍，可与民户一样获政府所授之田，府兵之户除了当兵的义务和免除赋调的权利之外，其他一切与民户相同。这个改革起码起了两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提高了兵士的身份地位，从而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军人籍属州县以后，原来由部曲、私兵转化的身份低下的职业兵，都变成了“一与民同”的兼业兵了。他们从“南征北伐，居处无定”的处境中变为有“垦田籍帐”的小农了。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兵士的战斗力。

其二，加强了中央集权。过去的军队纯属于军事首长，“南征北伐，居处无定”，为了某一战争目的，可以到处调动，现在“悉属州县”以后，使军事首长的权力大大削弱，至少不可随意调迁了。使府兵成为直属朝廷的武装，而防止变成地方豪强集团的武装，各地府兵都隶属于州、县管理，州、县又隶属于中央，这样有利于集中控制；无论垦田或户籍都与一般农民相同，他们无事进行生产，有事则应征作战。这样有利于增加收入，也利于增强战斗力。正如吴廷燮所云：“隋开皇时尽放军户为民，故户口大增于前。……兵军还民，荫庇自绝。”（《学术界》二卷一期）这样看来，隋代改革府兵制，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间接的意图是为了在和平环境下“军户为民”，增加劳力，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