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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所推行的均田制，同隋文帝所推行的均田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隋炀帝更大规模地推行了这一制度，而且带有自身的特点，即将均田制和三长制、减轻赋役、大索貌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结合，使均田制的推行更加严密，从而也更加有效。这也正是借鉴前代，特别是隋文帝经验的结果。

第一，强化三长制。北魏孝文帝接受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废除宗主督护制，创立三长制，以抑制豪强隐匿户口和逃避租调徭役，并直接控制基层政权组织。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隋炀帝在推行均田制时紧密地和三长制、新租调制联系起来。这一点同北魏是不一样的，那时虽然也将均田制、三长制、新租调制三者联系起来，但它的三长制、新租调制是在均田令颁布后才制订的，有弥补缺漏，逐渐完善制度的痕迹。隋炀帝和他父皇一开始就将三者统一颁布，显得更加严密成熟。

在此之前，隐户情况一直相当严重。南北朝时，户口隐漏情况令人惊异，如北齐时，仅“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到了隋初仍然很严重，“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隋书·食货志》）。为了革除这种弊端，隋文帝因袭着自北魏施行均田时所立的三长制，严格进行阅实户口。此时的三长，在畿内者为保长、闾长和族正，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又曾设置五百家为一乡的乡长，但不久又废去。隋文帝尽管作了某些努力，但是“多依豪室”，借以隐匿户口和逃避租调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这些强宗豪室占有成百上千部曲、佃客、僮仆作为自己的隐户。这些隐户都不向政府负担赋税徭役。杨素“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且不说，他的子弟到处伸出贪婪的触角，掠夺土地，控制州县，尤其在老家华阴一带，所占良田美宅更多。他身边的人也都趋炎附势，十分放纵。这一切，隋炀帝是十分清楚的。同时隋炀帝深知三长制在控制户口、保证赋役之征敛等方面是起着极大作用的。所以，隋炀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之后，即致力于地方上的组织整顿。他强化三长制，明确其职责：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并给予优惠，规定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得免除一人到三人的官役。这对于调动“三长”的责任心起了作用。

为了进一步取得政府官员的支持，隋炀帝还发展和强化对政府官员予以优惠的有关规定，如发展了职分田，扩大职分田的范围。职分田源于北魏，但当时的职分田还没有从包括各种用途的公田中独立出来，这一任务在隋文帝父子的田令改革中得以完成。前文已述，当时的均田令规定：“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隋书·食货志》）这一规定与北魏相比，扩大了职分田的范围，外官和京官都可授给，而北魏只限于州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又如发展了公廨田。这主要用于解决各级官府的办公经费。公廨田始于隋代，由公廨钱转变而来。隋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经费，由国家发给本钱，去做买卖，从中牟利，作为公费。后来，隋文帝又采纳苏孝慈的提议，取消了公廨本钱，分给各级官府一定的土地，让他们以地营农，获得创收，解决经费。此令于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正式执行，大业年间又重申此令。

看来，强化“三长制”，一方面是为了抑制豪强隐匿土地和人口，同时也是为了把广大民众严密地控制起来，这样，均田制的实行就有保证了。这是用行政手段推进经济改革的一例。

第二，进一步减轻赋役。隋炀帝即位后就下诏：除妇人之课——即停止妇人受田，同时除奴婢之课，也即废其受田。这是重大的改革。其一，废除奴婢与牛受田。奴婢与牛受田皆始于北魏，直到北周仍然施行奴婢与牛受田的规定。隋文帝时未加废除。《隋书·食货志》载：“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除奴婢部曲之课。”除其课，也即废其受田。丁牛受田被废除，虽然史无记载，但根据废除妇人和奴婢受田的事实，取消丁牛受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隋文帝虽然对奴婢受田人数给予一定的限制，使官僚贵族利用奴婢占去的土地比北魏减少了，但数量仍然相当可观。废除奴婢受田的规定，势必让国家占有的土地增加。其二，取消妇人受田。隋炀帝对前代的均田令进行了整顿改革，明文规定：除妇人之课，即停止妇人受田。从此均田令中彻底取消妇人受田的内容。在此之前，妇人皆在受田之列。北魏妇人之所以参加受田，是因为当时荒地多而劳力缺。为了尽快改变田地荒芜现象，单靠男丁远远不够，于是北周、北齐妇人都加入了受田开荒的行列。根据“未受地者皆不课”的规定，不论何人只要未受地就不向国家缴纳租税。按理应将“受田”与“课税”结合起来，但是事实上，后来不少人是“受田”者不“课”，“课”者不“受田”，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除妇人之课有其积极意义，多少减轻了民众的赋役负担。隋炀帝如此动作，当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但多少反映了隋炀帝推行均田制的战略眼光。隋炀帝对赋役的减轻是在隋文帝减轻赋役的基础上进行的。隋文帝所制定的剥削额在开皇新令中和均田制一起颁布。这说明当时租调力役制度和均田制是相配套的。《隋书·食货志》载：

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

力役方面，“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隋书·食货志》）。不久，又予以减轻。《隋书·食货志》载：“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月，帝入新宫（新长安城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布亦当减，史文漏载）。”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隋书·食货志》）。平陈这一年，“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断断续续，减免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对于农民来说，毕竟减轻了负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收入相对增加些，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大索貌阅。魏初“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魏书·李冲传》），隋文帝时尽管有了三长制，但“包藏隐漏”者仍然相当严重。“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资治通鉴》卷一七六）。为了严防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隋文帝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命州县大索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隋书·食货志》载：“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得流配远方，大功以下皆令另立户籍，以防隐匿。同时，隋文帝又采用高颎建议，规定每年正月初五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上下，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利用这一手段，搜查隐藏户口，以防止民众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劳动人口。《隋书·食货志》载：“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如果说，“三长制”是用行政手段保证均田制之推行的话，那么“大索貌阅”是近乎用刑法的手段来保证均田制的推行了。当时通过三长制来大索貌阅和推行输籍定样的办法，检出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以“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于租赋”，因而在裴蕴的建议下，再一次用严厉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这是一次不亚于开皇年间的“大索貌阅”运动。隋炀帝这一次检括的“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北史·裴蕴传》）。均田制的扩大推行，是从“大索貌阅”，检括户口开始。不然，均田制是难以扩大推行的。而均田制和“大索貌阅”又是靠三长制作为组织保障的。隋炀帝借鉴前代经验，一开始就将均田制、三长制和“大索貌阅”三者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执行更加雷厉风行，效果更加显著。隋炀帝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