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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所推行的均田制，基本上是沿袭隋文帝的一套做法，所不同的是更大规模地推行。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隋文帝的均田制不够得力；其二，平陈后，在南方的均田制受到阻力；其三，均田制显示了自身的活力。

先说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即隋文帝的均田制不够得力，“未至天下”（《隋书·地理志（下）》）。隋炀帝称帝后，立即颁布均田令，据《隋书·食货志》载：

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

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这里可以了解隋文帝称帝后推行均田的办法，其要点如下：

一、男年十八以上为丁，授露田（唐改为口分田）八十亩，女四十亩，奴婢相同。所授之田，不得买卖，年老及身死，还田官府。这是从前朝因承下来的办法。

二、初受田男子另给永业田二十田，终身不还，可传子孙。规定至少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狭乡不给。

三、新附民户，加给园宅地，每三口一亩，奴婢五口一亩。宅地同永业田一样，均为世业，但受田后不得迁徙。

四、京官和地方官按级别给作为俸禄的职分田。一品官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

五、受田者纳租庸调，规定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

六、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免课役。

其实，隋文帝的均田法，绝大部分是沿袭前朝的。如京官和地方官的受田情况，据考，永业田渊源于西晋的刍藁田或按官品的占田（《晋书·食货志》），北魏自宣武帝景明以来也有永赐的刍秣田（《通典·食货二》），到北齐时，颁发了京畿受田令，隋文帝更明确规定从诸王到都督得受永业田。职分田当源于两晋南朝的禄田和北魏地方官所受的公田。而公廨田则始于苏孝慈的建议，给公廨田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侵人。永业田世代享有，可以买卖，职分田、公廨田则更代相继，不准买卖。官吏不仅可受永业田和职分田，依北齐制度，还可拥有奴婢来受田。试以一个最高级官吏受田数量来说，可受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受田者假定为一百五十对夫妇，可受田二百一十顷（每对以一百四十亩计），合计为三百十五顷，即三万一千五百亩。这比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之数，要多二百二十五倍。由此看来，这样的授田制下得益最多的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官僚，均田制下的最大官僚，就是最大的地主，占有绝对大量的土地，很多农民分得很少或者没有分得土地。

在此情况下，诏令尽管规定农民可受田若干，但往往受不到田或受田不足。因为这里的“授田”往往是通过层层官僚来“授”的，他们忙于“授”予自己或同僚，哪会顾及农民。《隋书·王谊传》载：“太常卿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这段奏文很有意思，所谓“户口滋多，民田不赡”，完全是遁词，主要是“百官”占地过多，造成万民无田。到了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京辅和三河地方，尤其是地少人多。文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隋书·食货志》）。隋文帝时期，农民受田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

其一，官僚地主多占和侵夺。上文所述，官吏的受田数量，往往是超过普通农民的几十倍、上百倍。加之可以买卖的土地范围不断扩大，造成官僚对土地的兼并和掠夺。如杨素，就是在“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隋书·杨素传》），宇文述也曾大量侵夺民田（《隋书·李圆通传》）。

其二，政府也在侵吞。如政府的屯田，也占去了大量的耕种土地。《隋书·食货志》载：“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这属屯田的土地，一转手之间，又变成了地主官僚、豪绅的私家土地。同时还有大量的土地用来赏赐贵族功臣。

受田不足的现象盖出于隋文帝的均田令执行不力。这一点，隋炀帝是亲眼所见。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在于均田制在江南受到阻力。均田制是否在江南实行，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的论著认为均田制不可能在江南顺利推行。陈寅恪说：“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韩国磐也根据东晋南朝以来江南大土地占有制处于优势的情况，推想均田制不可能在江南顺利推行（《隋唐的均田制度》）。

究竟隋朝的均田制是否推行到南方？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否认江南推行均田制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江南的世族地主势力很强，“世族凌驾寒门”（《资治通鉴》卷一七七），这是事实，但是紧接“世族凌驾寒门”之后还有一句谓“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同上）。这就是说，隋平陈之后，形势有了极大的变化。隋王朝派到江南去的官员动辄对原先江南的世族大户绳之以法，使之难以凌驾寒门，有力地压制了江南世族地主的势力。应该说，在江南推行均田制有阻力，而不能因为阻力的存在而否定均田制在江南的推行。隋炀帝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即位后行使中央集权，大力在江南地区推行均田制。

否定江南推行均田制的另一条理由是说文献上“还没有看到均田制在江南实施的记载”（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记载不详，这是事实。特别是没有见到有关实施的具体记载，但是，提及“均田”之事的记载还有多次。《隋书·食货志》载：平陈之后，“天下大同”。从此以后，隋王朝在统一国土里屡次下令“天下”均田，如：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遣官：“均天下之田”（《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炀帝大业年间又令“天下均田”。这里所说的“天下”，显然不可能不包括地域广袤的江南在内。

在更加强化中央集权的隋炀帝时代，对于均田制的推行是相当坚决的。《通典·食货七》记载：“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这条资料，不仅充分反映了隋炀帝时代户口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隋炀帝时代在江南的均田制的推行情况。正由于江南、江北的天下农民在均田制下，占有小块的土地，有着一定的生产的积极性，这就导致大业初期社会人口的增加。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隋文帝时，他是想在江南推行均田制的，但阻力重重，隋炀帝则力排万难，把均田制推向江南，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

隋炀帝扩大推行均田制的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均田多利”，均田制显示了自身的活力。在本章第三节专述，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