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官制之目的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对官制“多所改革”，其目的何在？学界评论甚多，吴虞在论君臣之伦时有这么一句话：“炀帝改制旨以事君为重。”（《吴虞文续录》）此言甚是。《说文解字》对官的解释是：“吏事君也。”对臣的解释是：“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就是说，为君主服务，替君主办事的都是官，而且为君主服务的官吏必须奴隶般地服从。隋炀帝深明此道，所以，他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以及此后在位期间对官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以达到“事君”的目的，换言之，就是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上节所述，隋炀帝废三师、罢诸总管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裁减人员、撤除机构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监察、严格任期更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吴虞像

隋炀帝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事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下面还有四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得到佐证。

其一，三省相制。从上一节的改革措施可以看出，隋炀帝致力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一方面削弱、分割大臣的权力，杜绝权臣篡夺皇位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宦官干政也严加防范。为了皇位的稳定，进一步将前代的相权一分为三，确定三省为中央的核心机构。中书（内史）、尚书之名，秦汉时早已有之，但以“省”称之，则始于魏晋时期。汉魏以来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名虽并列，职有轻重，但并未形成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如“后汉众务，悉归尚书”，“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朝会皆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通典·职官四》），“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有疏远”（《通典·职官四》）。

《通典》书影

直到南朝梁、陈，仍是“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已”（《通典·职官四》）。北朝后魏尤重门下，掌“侍从宾相，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合尝御药、封玺书”（《通典·职官三》）等任。当时的三省，职责划分并不明确，而掌握国家实权的往往是其中某一省的长官，这在实际上和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差别不大。无论哪一省的长官掌握国家实权，都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梁、陈时，中书省“总国内机要”，“被委此官，多擅威势”（《通典·职官三》），即其一例。因此，魏晋以来的三省，不过是高门世族地主把持朝政的三个要津。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废丞相而不设，将过去的相权一分为三，并划分了明确的职责：内史（中书）草拟诏令、门下谏议封驳、尚书负责施行。尚书省下的六曹（部）即吏、度支、礼、兵、都官、工曹，基本确定下来，此后只是在个别名称上有所改动。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确定的五省六部制作为国家的中心机构，在确定五省六部制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不使五省权力过重，因此，对于各省的长官，隋炀帝往往设而不给，给而复夺。如尚书令为正二品，隋文帝以其位高权重，故虚其职，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令左、右仆射（从二品）主持省事。左仆射主管吏、礼、兵三尚书事，还可以“纠弹”御史的错误，右仆射主管都官、度支、工三尚书事，又兼管国家财政开支。隋文帝嫌左右仆射权力过大，曾下令：“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隋书·杨素传》）隋炀帝继承这种做法，让省与省之间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直接听命于皇帝。隋炀帝还设殿内省以分门下之权，又虚尚书仆射之职，而让尚书丞主持省事，同时将秘书监降为从三品。如此动作都表明隋炀帝在整个官制改革中旨在强化皇权。

《隋书·百官志（下）》书影

其二，广设勋、散官名号。隋炀帝广设勋、散官名号的目的在于满足功臣武将的功名心。在官制改革中，大大地削弱地方和臣下的权力，集权于中央和皇帝，这难免会引起官僚的不满。为此，隋炀帝采取的对策是将前代所设的勋、散官名号整齐划一，定为制度，以安置广大的功臣名将和一般征战有功人员。当时的勋官共设十一等，即为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散官共设七等，即为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又设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分十六等，为散号将军。此外，还有九等爵位，即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在具体除授上，仍是勋以酬劳，即加给有功将士。散官“以加文武之德声者”（《隋书·百官志下》），即是授给文武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权。隋炀帝简化了勋、散官的序列，设置光禄，左、右光禄，金紫、银青光禄，正议，通议，朝请，朝散九大夫，设置建节、备武、宣惠、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八尉，以为散官。开皇时所设的九等爵位（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保留王、公、侯三等，其余并废。隋炀帝废除某些爵位，并非像某些论著所云，隋炀帝不尚爵位，而恰恰相反，隋炀帝为了防止权臣篡位的重演，以及安抚削除官职的有功之臣，他更是求助于勋、散官。不过，为了实行之方便，隋炀帝在官制改革中，又简化了爵位的等级，连官品也作了简化。规定九品“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隋书·百官志下》）。隋文帝时的官员等级采九品制，最高为一品，最低为九品，每品又有正、从之分，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之分，所以官品共三十等。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废除九品的上、下阶，使官品成为十八等。这样一来，官阶也就减少了。

在削弱、分散各级官员的权力之后，又根据名望、功劳，加给文武官员一些只代表品级而无实权的荣誉称号，以示优礼和奖励。如：将开皇时的开府仪同三司由四品散实官，改为从一品，位次王公；增寺丞为从五品；增上署令为正六品；国子监丞三人皆增为从六品；将作监丞加品至从五品；都水监使者增为正五品；等等，这些做法，在调整平衡统治阶级内部诸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于是，也为后来各朝代的统治阶级所仿效。

其三，委任悉归吏部。在官吏的任用上，最能体现皇权的盛衰。自魏末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多归吏部所授。隋文帝即位后进一步把官员的任用之权收归中央政府，故《通典·选举二》说：“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隋炀帝继续隋文帝的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命的趋势，并且做到全由中央任命，《隋书》称各郡、县的行政长官“悉由吏部”（《隋书·刘炫传》）任命。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隋代官吏的来源较多，高级将领和皇帝的亲近侍从，主要由外戚和宦官担任，一般政府官员，则主要是从高官子弟和士人中选拔。不管哪一路来源，都得经过吏部的考试。五品以上者，由吏部提出初步意见，奏请皇帝任命，六品以下则由吏部量资授职。

其四，严格考核。隋炀帝即位后就明确规定“魏周官不得为荫”（《隋书·炀帝纪上》），强调提升官员的主要标准不是看重门第，也不是根据一般政绩，而是要考察政绩是否“灼然显著”，他说：“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隋书·炀帝纪上》）所以，他平时很注重对地方官的考核。考核的办法也是采用汉代的一套。魏晋的考课法较为复杂，如魏明帝令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晋以五条考查郡县官吏：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抚孤，四曰敦本，五曰修人。北周则以六条考课官吏：一曰清身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民，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汉代的考核法严密而简化，只要根据土地、人口数字的增减和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官吏政绩的好坏。隋炀帝也“依汉魏之制”，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来进行考课，一则“朝集”，即地方长官及重要属僚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二则朝廷不定期地派出使臣出巡各地进行考核。巡察的范围有六条：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否；二察官人（吏）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民），及母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而不贡者。这样的考核更加实际，也更富有督促作用。但是简单化之后也带来虚假性和主观随意性。隋炀帝通过考核来控制官员。除了设置严密的监察机构外，还有密探的设置。密探之设，始于曹魏，充为密探的称为校事。这也是百官畏惧隋炀帝之所在。吴虞在《吴虞文续录》评论说：“炀帝改制旨以事君为重，百官惧炀帝。”看来，隋炀帝考核、考察百官的制度是相当严格和严厉的，以致百官如此心惊肉跳。

隋炀帝对职官制度的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政治，这对于防止分裂、维护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他独断专横铺平了道路。

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争夺劳动力上，隋炀帝也不放松这一点，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