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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传
1.14.4 第四节 制  礼

第四节 制  礼

《隋书·酷吏传》说:“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成。”所以,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命牛弘等制礼。其“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隋书·牛弘传》)。到了隋文帝晚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隋书·儒林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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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牛弘传》书影

隋炀帝即位后,他认为是到了抓“制礼”的时候了。他说:“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隋书·炀帝纪下》)就是说,隋朝立国之初,因三方未曾统一,四海还在交战,无暇顾及礼乐制度、文章教化,唯有崇尚武功。过去没有“制礼”的可能性,如今条件具备了。

同时,隋炀帝也认为由于“师说不同”,很有必要进行制礼,他说:“质文异代,损益殊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宪章湮坠,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准定。”(《隋书·炀帝纪上》)这就是说,质朴与文采在不同时代各有所重,增减变易因时而异,坑儒焚书使学说毁灭,文献典籍散失,典章制度埋没,以至于造成有关宗庙的制度,经师的说法各不相同。所以连应立多少代祖先的庙,谁也不能说正确,祖先们是应同在一庙中连室而居,还是每人各立一庙,也没有定准。正由于此,隋炀帝下决心要“创造”自己的礼仪制度,而且鼓励创制新的礼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闰七月丙子诏令就提出“敦奖名教”的主张。他创造礼仪的原则有三:

其一,“务合典制”,即谓创制新的礼仪一定要符合典章制度。

其二,“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即谓对于声名地位既异,所用的礼仪也要有不同等级。

其三,“王者之礼,今可依用”,即谓往昔帝王的礼仪,如今可以沿用,还要传给后代。

牛弘上奏“依古制修立明堂”,此古制即为周制。他说:“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隋书·牛弘传》)隋炀帝创造礼仪的依据是黄帝之治,是周礼之教。他认为周礼最好。好在哪里呢?他说:“周兼夏、殷,文质大备。”认为周的礼制兼有夏、殷的长处,文采与质朴齐备。所以,隋炀帝派使臣去访求周、汉、魏、晋帝王的子孙,一则“以褒立先代”,即谓褒扬树立前代的明君。二则“宪章在昔”,即谓效法古时的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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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像

礼部尚书牛弘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隋炀帝即位后进他为上大将军,一年后又改为右光禄大夫。还常将他“引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连牛弘自己也觉得受宠若惊,他曾对孩子们说:“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隋书·牛弘传》)牛弘之所以能得“非常之遇”,就是因为他制礼有功。牛弘所撰修的《五礼》,包含吉、凶、军、嘉、宾等种礼。

隋炀帝认为崇尚建立宗庙,是最大的礼节。他还把这一思想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天下。诏书说:“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隋书·炀帝纪上》)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五月乙卯诏令说:“旌表先哲,式存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受,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其自古已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有益于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垄之处,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在诏令中规定:对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究竟是为哪些“贤人君子”修建祠堂呢?诏令讲了四种人:

一为“树声立德”者,即谓能树立美好声名、建立贤德的人。

二为“佐世匡时”者,即谓能佐治世务、匡救时弊的人。

三为“博利殊功”者,即谓能广利世人、创建殊勋的人。

四为“有益于人”者,即谓有益于民众的人。

诏令中规定,对以上四种“贤人君子”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还明文规定,对上述“贤人君子”的陵墓所在地,不许侵犯践踏,并责成有关官员据此原则,订出相应的具体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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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弘作品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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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五礼记

隋炀帝为何要给“贤人君子”营立祠宇呢?原因有三:

其一,“旌表先哲”,即谓表彰先辈贤德。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诏令说:“旌表先哲,式存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隋书·炀帝纪上》)这就是说,表彰先辈贤人,坚持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

其二,“永鉴前修”,即谓永远借鉴和继承前辈的好传统。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诏令所言:“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隋书·炀帝纪上》)这就是说,隋炀帝以营造祠庙以示永远借鉴和继承前贤的好传统,对于那些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而感叹万分呢?如果民众皆能如此,就能口服心服地继承千百年来的好传统。

其三,提倡孝道。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六月丁亥诏令说:“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隋书·炀帝纪上》)颜师古在《汉书》注曰:“蒸蒸,纯壹之貌也。”“蒸蒸之怀”,即为孝德满怀之意。也就是说,隋炀帝对高祖文帝另立庙宇,其目的在于表彰先祖崇高的道德,并表达自己孝顺之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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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泰陵

隋炀帝在颁发修建祠庙诏令六个月之后又颁发了看守帝王陵墓的诏令:“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什役,以供守视。”(《隋书·炀帝纪上》)其意是说,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民众,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倍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连坟地当年种植的封树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内心无比凄怆。隋炀帝主张,对于自古以来的有作为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如果真能实施,这也算是弘扬中华帝统的一大举措。

民众是生活在一定的行政区域里面的,为了使行政区域的划分更有利于摄制四海,隋炀帝慕秦皇而——